基南就此询问证人溥仪：“是这样的吗?”
溥仪回答：“当时星野忙于满洲工业和管制经济生活问题，这给‘满洲国’造成的损失是巨大的。”
“怎样进行开发的?请说明一下是用什么方法开发的?”
“农业、商业、渔业、电力等等，所有的经济部门都受他们控制，不许一个中国人参加这些行业。他们特别重视矿山工业，我想，这是为了扩大他们的军事工业。”
“为达到全面控制这个目的，日本人建立了多少大型专业公司?”
“大约有64个。这些公司的投资额很大，有的达10亿元，换句话说，他们的计划是让中国人破产，让日本人在所有的地方扩大势力。”
这个“满洲国”的皇帝说出了他所知道的实情。
星野直树一到东北，便策划成立了由日本人把持的“满洲国”中央银行，控制了金融大权。对能够左右东北国计民生的大型工厂、矿山和企业，均设法让日本公司霸占。在他的鼓动下，日本财阀纷纷到东北投资，大财阀鲇川义介把他的垄断企业全部搬到东北，成立了“满洲重工业开发株式会社”。到1937年，像这样的日本公司的投资在整个东北工业的投资总额中占了50％，基本上垄断、控制了东北地区的工业。“满洲重工业开发株式会社”成立之初的资本是四亿五千万日元，1940年猛增至二十四亿日元，鲸吞了中国人民无数的血汗和生命。
为了“以战养战”，星野推出了他的军火生产计划，吸引了数以千百计的日本公司的投资，建立起了为驻东北日军提供军需品的军事工业体系。1937年，他下令在今后的五年之间，要生产出五百万吨生铁、三百五十万吨钢、三千八百万吨煤，二百万吨原油和价值三亿日元的黄金，并生产出一批坦克、装甲车和军用快艇，以适应日本扩军备战的需要。
更为贪婪恶毒的是，星野直树竟公然违反日本也参加签署的国际《第三公约》，不择手段地强迫推行鸦片种植，贩卖烟毒，以榨干东北人民的血髓。在他的努力下，全“满洲国”设立了32个鸦片“专卖公署”，下辖“烟管所”1800多处，又辖沈阳小河沿烟膏制造厂和“大满号”、“大东号”两家专卖公司，充分供应鸦片成品。“专卖”的结果，使得吸毒成为官准的活动，吸毒的人数骤增。到1936年，南满种植罂粟的总面积达685000亩。据国联统计，“九·一八”事变前这里每120人中有一人吸毒，而此时这个比例以改写为40：1，吸毒人数由5万骤增到90万！“满洲国”城镇的大街小巷烟馆林立，烟馆门前倚着诱人的招牌：“本馆上层已开，鸦片味美价廉，敬请顾客品尝”，“最佳波斯鸦片，经由专家制作，一角可买一钱，漂亮女佣侍奉”。就当美丽的罂粟花毒杀中国人的时候，哗哗的金钱流入了日本人的腰包。美国驻上海的财务官员在1936年写的一份报告中说到，“满洲国”的军事预算每年达两亿日元，而财政收入大部分来自盐和鸦片的专卖权。证人田中隆吉认可了这份报告的说法。他证实：“满洲国”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鸦片和麻醉品交易，离开这些，“满洲国”政府便难以维持。至伪满垮台止，共生产了三亿两鸦片！
怎样处置吸血鬼(2)
这里要进一步指出，星野的烟毒远不是全部。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为了“以毒养战”，在日本政府的推动下，毒品交易迅速蔓延到华北、华中和华南。1938年11月12日，日本政府悍然断绝了同世界禁烟组织的关系，开始明火执仗地制毒贩毒。事隔一个月，日本内阁中一个叫“兴亚院”的机构出笼了，它的总裁是内阁首相、陆相、海相、外相、藏相任副总裁，可见其权势之大。“兴亚院”在北平、上海、张家口、厦门等地设有分支机构，它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协调、计划长城以南的鸦片种植和生产，掌握和制定鸦片贩卖的方针。鸦片收入大部分归“兴亚院”入帐，用于支持中国的傀儡政权。由于毒品交易利润惊人，日本的三井和三菱两大财阀你抢我夺扭在了一起。“兴亚院”出面调解，使两家签定了一个《关于鸦片输入地和划分鸦片贩卖区的协定》，明文规定由三菱办理对伪“满洲国”的鸦片供给，三井则办理华中、华南的鸦片供给，而华北则由两家分摊。两家财阀均有义务支持傀儡政权，每年从利润中拿出20％给它们输血。
一时间中国大地上毒烟滚滚，像食盐一样渗透着中国的肌体。天津仅日本租界就有100多家毒店毒厂；上海仅沪西和南市就有供毒的土膏行30多家，整个地区无法计算；在南京每月抛售的毒品达300万日元以上。日军在东北催植鸦片几乎到了发狂的地步，1943年指定沈阳种植200公顷、四平400公顷、吉林400公顷、内蒙800公顷，而热河竟要种植10000公顷。日本内阁每年净得贩毒赃款5亿日元左右，这个数字已刨除了用于资助傀儡政权的金额。在天津一家叫“世丽粉”的烟馆里，一个叫娄来贵的中国人歪躺在卧榻上拼命地吮吸着自己的骨髓。他原来是一个房地产业主，有一窝姨太太。现在他只剩下一把枯黄的柴棒。他不住地气喘、呻吟、咳嗽，渴望着最后一把火将他烧成灰烬。整个世界都看到了这个形象。他们说：这就是中国。东亚病夫，这就是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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