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日的日本鬼子！狗日的日本吸血鬼！耻国怜民的林则徐的在天之灵将长恸到何时，中国乌沉沉的天空大雨如磐。
《判决书》认定：星野直树在伪“满洲国”的职位，“使他能够对伪‘满洲国’的经济发生极大的影响，并实际上运用这种势力使伪‘满洲国’工商业的发展为日本所控制。他与伪‘满洲国’事实上的支配者关东军司令官，紧密合作进行活动。不管名义上如何，在实际上他是关东军的一名职员，其所采取的经济政策的目标，是使伪‘满洲国’的资源服务于军事上的目的。”
在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受到指控的甲级战犯中，还有三个曾以经济手段侵略过中国的人，一个是铃木贞一，一个是松冈洋右，一个是贺屋兴宜。他们都曾在直接盘剥中国人民和支持战争的经济部门任过要职。贺屋兴宜“七·七”事变时任藏相，1939年至1941年任“华北开发公司”总裁。松冈洋右曾长期在“满铁”任职，1935年至1939年任“满铁”总裁。铃木贞一接替星野直树，于1941年至1943年任规划院总裁。
“七·七”事变前夕，日本的经济急需转入战时体制，以集中全部的财力应付庞大的战争开支。就是在这个时候，富于理财经验的贺屋兴宜被近卫文麿选任为他的藏相。战争爆发后，贺屋一只手拼命地在国内聚敛财富，另一只手迫不急待地伸向了中国华北。经他一手策划，日本政府和财阀于1938年6月成立了“华北开发股份公司”，打着中国资本家合股的虚假招牌，将华北的矿山、煤炭、制铁、发电、运输、盐业、纺织、面粉等重要经济实体一把抓在自己的手里。占当时中国铁矿蕴藏量半数以上的华北铁矿，在华北地区产煤量最大的大同煤矿，都成了日本的囊中之物。像饿灰了眼的恶狼吞食捕获到的猎物一样，顷吞的速度是骇人心魄的，仅两年工夫，“华北开发股份公司”的资金就由当初的三亿五千万日元猛增到五亿五千万日元，这里面包含着多少中国人的苦难、血泪和生命。
贺屋伸出腥气熏天的长舌舔舔趾爪，幸福地长嚎了一声，又扑向另一个猎物。同年11月，他的第二个杰作“华中振兴会社”在上海成立，用同样的方法实现了对华中地区铁路、水电、航运、电报电话等经济部门的垄断。贺屋兴宜通过这两个渠道从中国掠夺了大量的战略资源，据不完全统计，仅1943年一年就掠夺了6000多万吨铁砂、5000多万吨煤炭、100多万生铁，贪婪和野蛮可想而知。贺屋辞职后仍参与“兴亚院”对中国的盘剥。
看样子每当日本要发动大规模战争的关键时刻，都需要贺屋的经济智慧。1941年10月，东条英机上台组阁，经星野直树的举荐，贺屋再度出任藏相。贺屋是个多欲而胃口大的家伙，这次他把多毛的手伸向了金融和农业。他下令在中国沦陷区设立了20多家银行，滥发纸币，竭泽而渔地榨取民脂民膏，搅乱国民党后方的经济秩序。与此同时疯狂推行“工业日本，农业中国”的殖民经济政策，强行征地、圈地，搜刮粮食充作军用，紧紧掐住劳动人民的脖子。以上海为例，沦陷后每人每天配给的粮食不足三两，且多是掺了砂土的豆粉、苞米粉等杂粮，使得劳动人民挣扎在死亡线上，饿殍无计，1942年2月间的几天时间里，就有800多人冻饿而死。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贺屋又把这套扒皮抽筋的剥夺手段推广到东南亚，犯下了新的罪行。贺屋兴宜毫不隐晦地说：“这样做的目的，第一是供给日军必需品，第二是扩充日军的军备。”大量的钱财也就落进了日本财阀的腰包。
怎样处置吸血鬼(3)
《判决书》写道：贺屋兴宜“参加了日本各项侵略政策的树立及为实行此类政策在日本财政上、经济上、产业上的准备。在这时期中，特别是作为第一次近卫内阁和东条内阁的藏相，以及作为‘华北开发公司’总裁，他曾积极从事于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及对西方各国的侵略战争之准备与实行。”
对松冈洋右和铃木贞一两个人，法庭也掌握了他们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罪证。松冈洋右在他于1931年撰写的《动乱之满蒙》一书中说：“满蒙不仅在我国的国防上，就是经济上，也可以说是我国的生命线。我们要牢固地死守这条生命线。”松冈就是以这样的激情在“满铁”经营了十多年，残暴地榨取东北人民的血汗。至于铃木贞一，《判决书》认定他的罪状之一为：“他是‘兴亚院’的组织者之一，并且是该院的政治及行政部门的首长。在这种地位上，他促进了开发利用日本在华占领区的工作。”
1948年11月12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甲级战犯作出最后的判决，星野直树、贺屋兴宜、铃木贞一均被判处无期徒刑。当法官叫到铃木贞一的名字，他走上前去脚后跟一碰，向法官们行了个九十度的鞠躬礼，法官的宣判使他紧紧地咬住了下唇。听到判决的时候，贺屋兴宜习惯性的眨巴眼一下定住了，好长时间没有眨动。星野直树不服气的神情似乎又很胆怯，似乎里面有一只小兽在战抖，他在1958年获减刑释放出狱后写道：“昭和21年5月3日开始的这一世纪的审判，实质为报复性的审判，就其内容来看对日本人是非常遗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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