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我去了日本。
我在日本念书时，我常到同学三木武夫家中去，听说三木武夫还是皇室成员，家教严格，家境殷实。
那时他刚结婚，三木夫人给我的印象，年轻漂亮，待人接物非常有礼貌，还特别热情。只是眉宇间总像有一疙瘩似的结结之，让我感受到她总有一丝哀怨。只因三木武夫家人在场，不敢太流露。
后来我们之间，有了一次独处的机会。我才了解到其中的原因，原来她是个平民女子，是新女性，所谓“野丫头”。既是平民，当然自小缺少皇室那种严格教养。坐没坐形，站没站样，说话大声大气，笑起来前仰后合，她不了解也不适应皇室里，诸多礼数规矩。嫁过来虽然处处小心，也难免遭到公婆申斥。生活中大气不敢出，倍受压抑束缚。
只因她和三木武夫读书时，一见钟情，是在三木武夫一再坚持下，才娶进府中。
虽然嫁给了皇室，成为皇室一员，但是并不被封建色彩浓厚的皇室所接纳，处处受老一辈家人排挤，对她冷眼相看，那滋味也是不好受的。
三木武夫夹在其中受夹板气，很苦恼。时间长了，加上再喝点酒，在酒精的作用下，未免要发泄，发泄的对象不能是父母，自然是他的夫人。说她是小家璧玉，一辈子，也难登大雅之堂。
三木夫人无端被指责，自然感到委屈。一来二去，日久天长，因精神上长期受压，得不到释放，患了抑郁症。病发时，头不梳，脸不洗。时而大哭，时而大笑。
外面的人，不了解真实的内情，看到的都是装出来的表面现象。其实他们的婚姻不是很幸福。
芦沟桥事变，中日战争爆发，三木武夫主动请求到中国参战，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想逃避，令他倍加烦恼的家庭。
三木武夫到中国的主要任务，就是把从东三省掠夺的十万两黄金，秘密运回日本，然而当时战事正酣。水路，陆路都不是十分安全，计划屡屡受挫，直到解放前夕，国民党要将这十万两黄金，运到台湾。他认为这是最后一次机会，决定做最后一博。他深夜找到我。
我当时是银行经理，名义上给国民党干事，暗地里还是中共地下党员，还背地和三木武夫称兄道弟，交往甚厚。
当时，我负责保管这十万两黄金。面对黄灿灿的金条，谁不想将这笔巨额财产，归为己有。说心里话，我也有野心想得到这笔巨额财产，只是人单势孤，夺取无望。我当时冒出一个想法，既然我得不到，就谁也别想得到。我把秘密情报分别告诉了共产党，国民党，及刚刚从日本返回来的特务三木武夫。
让他们三家去争。争的结果自然可知，神秘号轮船，连同它装载的十万两黄金沉入海中。
当时共产党方面的行动组组长向叔皇，大难不死，坠海后侥幸得救，回到大陆。当着咱们地下党的头，史大方的面，想揭发我……。
幸亏他还没得到证据，当时解放军攻城正处于紧张时刻，由于战斗需要，史大方极需带领解放军进城，史大方不得不暂时离开了。
我当时想，照这样下去，我早晚会暴露。莫不如先下手为强，杀人灭口。所以乘向叔皇不备，我抢过他的枪。
谁知却中了圈套，枪里没有子弹，不但没能打死向叔皇，反倒暴露了自己。
我当时就傻了，心想完了，这下子可完了。
当时城里最乱，被打散了的国民党散兵游勇到处都是，正在楼下挨家挨户抢东西，我把最后一丝活的希望，寄托在这些散兵游勇身上，希望他们闯进来，解救我。
然而没想到，他们的存在，却加速了我的死亡。在那特殊而又紧急的情况下，向叔皇和尹玉环两个人有权力，代表组织做出决定，他们当机立断，决定把我立即枪毙。
他们怕暴露目标，只开了一枪，我当时就吓昏了过去。也是我命不该绝，这一枪虽然近在咫尺，但是没打中我的要害。慌乱中他们也没检查我，是死？是活？他们不知为了什么，着急忙慌把他向叔皇的衣服换给我穿上。
他们把我抬到植春医院的太平房，扔进死亡伤兵堆里，一走了之。
第二天医院雇大车，想把太平房所有的死人，拉到郊外埋了，在装车时发现我还没死，立刻报告给了吴院长……我这才拣一条命。”
“大伯，您的命够大的！值得庆幸……那您去了日本见到了三木夫人了吗？”
“见到了，也是费了一番周折。战后的日本，满目疮痍，荒凉败落，被炸的一片片废墟，到处可见。更不用说在广岛长崎扔下的那两颗原子弹了破坏力之大触目惊心。
当时日本人民生活痛苦不堪。吃的，穿的，用的，住的，都十分奇缺。十分紧张。但是日本人民，团结自立奋发图强的精神没倒。他们上下一心，艰苦奋斗……国民斗志不减愈坚。卧薪尝胆忍辱负重的耐力，感召力让人叹服。他们把用在国防建设的资金，全用在发展生产上，经济指标突飞猛进。加上美国考虑对亚洲的战略需要，大力扶植……总之，在多种因素的促动下，仅用了十年，就很快医治好战争给他们留下的创伤。又十年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如今又成为世界强国富国之列。
我见到三木夫人时，正是日本最贫困时期，不管怎么说，人家应名是皇室成员，又是军烈家属，待遇应该说还是不错的。但是生活还是保持十分简朴。她的穿着，不说褴褛，也未免过于朴素了。甚至经常扛东西的肩头。都打上了补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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