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害者个人的情况？所有的被害人没有什么共同的地方，只有一点，这些受害人的痕迹都曾在一些尚未侦破的重大案件的案发现场被发现过。不过，对这一事实不用进行分析，因为一切都是从这里开始的。还有什么呢？
还有一个有趣的事实。在虐杀狂杀人现场，没有一处现场遭到破坏。换句通俗的话说，在四处杀人现场，没有一处发现有搏斗的痕迹。这很可能是被害人不是在后来尸体被发现的地方遇害的，而是在别的地方遇害。另一种可能是，被害人跟虐杀狂很熟悉，没想到他会起歹意，于是，没留心地背对着虐杀狂。
娜斯佳拿起一张表格，表格上记录着被害人的死亡时间（依据的是法医的鉴定）和尸体被发现的时间。随后，她又拿起另一张表格，上面记录着被害者尸体的发现地点。在死者的死亡时间与死者尸体被发现的时间上存在一段间隔，尸体会不会是在这段时间里被挪到后来被人发现的地方呢？
在第一起谋杀案中，尸体是在被害人死后二十分钟被发现的。而现场当时有不下一百人。在二十分钟的时间里，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运送尸体可能吗？这可以排除。
在第二起谋杀案中，死者是在上午10点遇害的，而他的尸体是在下午3点半在地下室里被发现的。大白天运送被害人尸体？这令人怀疑。
在第三起谋杀案中，受害人是个议员，他和他全家人的尸体是在住宅里被发现的。此人是个年轻议员，生活杂乱无章，他的遇害没有马上被发现。当他的住宅被撬开时，他已经死亡四天了，因此，很难把他的死亡时间以小时来确定。不过，假如这个人是在别的什么地方被杀，尸体是后来被运到住宅里的，那无论如何，做这件事是不可能无声无息一点响动也没有的。再说，也不可能在青天白日下做这事。很可能是在夜间干的。而在夜间，每一点响动都会被人听得一清二楚……应当打电话请他们明确一下，他们是否向附近居民询问过这件事。
第四起谋杀案，也就是最后一起。在这起案子中，从许多情况分析，死者曾犯下了一系列残杀孤独老人的罪行。他的尸体是在清晨被人在儿童游乐场发现的。死亡时间大概在夜里两点钟。别的倒没什么，只是在尸体旁发现了若干个烟头，经鉴定确认，烟头上留下的恰恰是死者的唾液。换句话说，在他被杀之前，他曾自己坐在这个儿童游乐场里平静地抽了几根烟。虐杀狂未必就那么机警，以至于要把烟头拾起来，从真正的杀人现场把烟头带走，扔到这铺满沙子的儿童游乐场附近，当然了，世界上无奇不有，什么都是可能发生的……
娜斯佳在记事本上写道：应该问问，是否检查过死者放在长凳子上的衣服上有没有灰尘。如果这人真的在儿童游乐场坐了一段时间，那么，他的衣服上一定会留下灰尘。也许，他没坐在那里，而是站着，前前后后地走来走去。如果是这样，那他会在地上留下杂乱无章和重叠的脚印。
娜斯佳从夹子里取出事发现场侦查记录的复印件。没有，复印件里只字未提受害人留下大量鞋印的情况。鞋印的数量是正常的，从游乐场边到“小蘑菇”塑像这一段路上都留下了死者正常数量的脚印。而尸体就躺在“小蘑菇”的旁边。这里还有大量别人的脚印，谁知道哪些是凶手的呢！发现了多少个烟头呢？六个。抽一根烟要用五到六分钟的时间。抽这六根烟总共需要三十到四十分钟的时间。再加上抽两根烟之间的间歇，总共还要再加上半个小时。这样看来，受害人在儿童游乐场至少呆了一个小时。并且，是坐了这么久，衣服上应该有什么痕迹留下。
不管情况怎样，有一点是肯定的，尸体在哪里被找到，人就是在哪里被害的。这些受害人为什么那样老实地让他给勒死，而不做一丁点儿的反抗呢？
娜斯佳叹了口气，双手扶着腰肢，伸了伸腿，站了起来。应该打个电话，问问细节，好在亚历山大·谢苗诺维奇·科诺瓦洛夫把所有有用的电话都已经告诉了她。通过这些电话，她可以进行任何必要的查询。阿列克赛在厨房里十分惬意地读着一本新搞来的侦探小说，并不时地把手伸进一个小篮子里，里面装着奶油饼干。
“饿了吗？”他问，仍然只顾看书。
“还没有。我想动用一下咱们捉襟见肘的预算资金。可以吗？”
“随便。怎么用？”
“我要打几个长途。”
“行，”阿列克赛说。说着，又翻过了一页书，“打吧，反正电话费通知单过一个月才来。”
“怎么，一个月后我们就发财了？”娜斯佳一下子来了兴致。
“不知道，也许，最终能把工资发下来。上面已经许诺要发工资。你就拿起电话打吧，我这里最有趣的一段刚开始。想吃饭了，你就嚷一声。”
娜斯佳拖着长长的电线把电话拿进里屋，并把门严严实实地关紧，以免打扰丈夫猜测书中血淋淋秘密的兴致。半个小时后，有些情况搞清楚了，但这只不过是证实了娜斯佳最初的结论：所有这四个受害人都是在尸体所在的现场被害的。很可能，有这么一个人，这四个被害人都认识他。他们对他都不存戒心，他们认识他，并不在意这个人靠近他们。他们甚至可以转身背对着他。核查这件事需要很多时间——收集这四个受害人所认识的人的情况，找到他们共同认识的人。这种费心费力的活儿现在已很少有人去做，侦查工作的基本常识已经过时了，早已被忘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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