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本人怎么说？”
“他说听到了一个声音，那声音向他发出了指令。喏，这是对他原话的记录：一个声音对我说，我应该上前杀了他。”
医生将记录本递给了娜斯佳。
问：他是谁？那个声音告诉您被害者的姓名和地址了吗？
答：他说我应该杀掉那个人。
问：要杀的人是谁？您为什么能够肯定，您所杀的人正是那个声音命令您杀的那个人，而不是其他什么人？
答：我先是在这条街上走着，后来看到一辆汽车驶了过来，从车上下来一个人，一个男人。这时，那个声音对我说：“这是一个非常坏的坏人，他先要伤害你，然后要伤害你的亲人，最后还要伤害全人类。我们要阻止他。瞧，他的头发是黑色的，太阳穴上还有一处胎记——这就是坏人的标志、魔鬼的标志。你拿起枪，向他射击。为了你自己，也为了你的亲人，更为了整个人类，你应该这么做。”因此，我就照着他的吩咐做了。
问：您知道遇害者的姓名吗？
答：不知道。
问：您知道遇害者在何处工作并从事何种职业吗？
答：不，当时不知道。还是后来在警察局有人对我说了。
问：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前，您听到过那个命令您去杀人的人的声音吗？
答：没有……我不记得曾经听到过那种声音。对，从未听到过。
问：事情发生之后，那个声音没有再对你说过什么？
答：没有。
问：你自己怎么看，您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情？也许您要对所发生的事作出点什么解释？
答：不，我无法解释，我弄不明白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也许我是疯了，或者是神志不清。
“你看，”医生一边从娜斯佳手中接过记录本，插到文件夹里，一边说道：“他对整件事情没有一个合乎逻辑的解释，他不认为这是一件普通而又正常的事情。更为主要的一点，他甚至准备承认自己的精神不正常。而这恰恰是精神正常的一个标志。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看，病人往往都不承认自己是病人，所有事情的发生也正缘于这种想法。若医生可以对自己的病人这么说：‘朋友，你是个病人，你有幻听的毛病，以后你要是听到，比如说，让你向大夫捅刀子之类的声音，这就表明你开始发病了，这时你就躺到床上去，蒙上被子，不理睬那个叫你做坏事的声音。’要是真能这样，世界上恐怕就不存在什么精神病问题了。问题在于，病人往往都认为自己一切正常。正因为如此，他们才是危险的。其实，根本就不存在有什么声音在命令他做一些事情。”
“也就是说，你认为巴扎诺夫不是病人？”
“肯定不是，”医生肯定地答道，“我虽然不知道他究竟碰到过什么事情。但是我可以推断，他的疯是装出来的。他受雇杀人，雇主告诉他，要是被捉着，就编造一个有关声音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疯子杀人完全可以逃脱罪责。但是，娜斯佳，我根本就不相信他是个疯子。现在世上没有傻瓜。虽然犯下了死罪，但他仍有一线活命的希望。不管关他多少年，他总有一天会获得自由。考虑到他有轻微智障，肯定不会把他关进牢里。而他又是在精神失常时杀的人，所以只会把他送进一个专门的医院，碰到这种案件，人们一直是这样处理的。他是不大可能从这家医院里轻轻松松地走出来了，这是人所皆知的。即使出来，他也会变得形容憔悴，一副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我还从未遇到过一个自愿进这种专门医院的人。哪怕是在可怕而又艰苦的地方生活，但那也是生活。而在那种关押无行为能力罪犯的医院，根本就没有生活，有的只是由恐惧、疼痛和折磨混杂在一起的生命的流逝。到那时，自己的行为所结下的苦果只有一个，那就是完全被人遗忘，在医院里机械地生存。”
基里尔·巴扎诺夫，24岁，鞋厂杂工。毕业于为智障儿童设立的专门学校。当然，大学毕业是根本不可能的，倒是在参军时，兵役局对他还是非常满意的，尽管这有点儿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他为人温厚、随和、守纪律，这些优点不应该被忽视，兵役局确实也没有忽视。他有时候也会勃然大怒……但怒气很快就会消下去，真是来得快，去得更快。正如所有患有先天痴呆病的人一样，他为人极其顺从，易受人摆布。退伍之后，他被安置到鞋厂当杂工，再复杂一点的工作巴扎诺夫也做不了。当然，精神错乱倒也谈不上。难道有人会雇一个先天痴呆病人去杀人，即使只是有一点儿轻微的智障？当然，我们的国家有许多世界首创，我们也常常以此为豪。宇航、芭蕾、稀释汽油理论、议会里的厮打——很多事情都是独一无二、别出心裁的。但不至于有人会傻到这种程度……
从精神病学鉴定研究所出来，娜斯佳完全陷入了纷乱的思绪之中。总检察院检察官卢琴科夫之死越来越像一件偶然的事件。但娜斯佳坚定地认为，这绝不是偶然的。若只简单地将卢琴科夫之死当做一件不幸的事情，那么，马利科夫之死也应该同样看待，而马利科夫恰恰是被自己那亲生的“瘾君子”女儿杀死的。尤尔采夫和姆希塔罗夫自杀，伊佐托夫议员杀妻未遂，商人谢苗诺夫命丧一场笨拙地违反交通法规的车祸，难道这些事情都是偶然的吗？无法得出结论。这些事情毫无关联，毫无相同之处，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不幸，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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