翌日是个好天气，书店老板和圭吾在某车站前的书店搬出桌子，竖起「东野圭吾签书会」的旗子，等候客人蜂拥而上。老板一心要卖书，圭吾一心想签名。但等了又等，不见半个人上门。不，书店自然有客人，但几乎没人朝这里看上一眼，只偶尔投来「这家伙在gān嘛」的冷漠视线。三十分钟过去，发觉似乎没搞头的我们，不约而同地提议今天就算了吧。正准备收拾桌椅时，有个大概是念小学的小鬼走近，问：「你在帮人签名吗？」我答说对啊，他便不知从哪里拿出一张夹报传单，翻到背面要求「签在这里」。有点自bào自弃的圭吾在上面签了名，甚至还和小鬼握手。签名会第二天签的名就只有那一次，圭吾不禁下定决心，以后就算书大卖，也绝不办签书会。
１９８６
三月，终于搬到东京。在那之前，先辞掉了日本电装株式会社的工作。递出辞呈时，公司方面的反应是「果然啊」。有人惋惜，也有人认为理应如此，无论是甚么反应，我都当成是加油，愉快地离开。坦白讲，在职时虽有过诸多不满，但如今回顾，若没有上班生涯就不会有作家东野圭吾，更无法继续当作家，所以公司是我的大恩人，这绝非口头上的客套话。
抵达东京那天，下起破天荒的大雪。别的不提，神奈川县的铁塔倒塌，西武新宿线也发生追撞车祸。搬家的行李都没拆开，甚至无法去买吃的，度过三天可怜兮兮的日子。
房租之高实在令人头痛，不愧是东京。原本预计《放学后》的版税能撑五年，内心霎时有些不安。在新居安顿下来不久，应讲谈社的长官邀约，前往赤坂的中餐厅，生平第一次吃到鱼翅。直到出店门好一段时间，圭吾都以为那是香菇。告诉妻子「这辈子没吃过那么美味的香菇」后，才发现搞错。
席间，讲谈社的人表qíng五味杂陈。事后一问，他们似乎认为我「随便辞掉工作搬到东京，真是过于莽撞」，大概是看多了这种贸然行事招致失败的作家吧。圭吾倒是觉得好笑，就算当作家无法养家活口，反正还年轻，出路多得很。
那时，得奖后第一作《毕业》的文稿已jiāo给讲谈社。我早做好心理准备，《放学后》卖出十万本，这次有十分之一的销量就不错了。毕竟当读者时，尽管会买乱步奖的得奖作，却几乎没买过该作家得奖后的第一部作品。这番预测八九不离十，每次提起此事，编辑都十分佩服。据说其他作家大都以为新作会卖得和得奖作一样好，会这样想的家伙神经才令人无法理解啊。
当年除得奖后的首作《毕业》，也出版了《白马山庄杀人事件》。这是圭吾的第一本novels版【注：此处的novels版为书的开数，在日本出版界通常是指新书版的小说，大小为173ｘ105mm。光文社的河童novels系列起始于一九五九年，推出一连串的畅销书，带动了新书风cháo。】，且是老牌的河童novels系列。想起以前看过河童同一系列松元清张先生的书籍，不由得深怀感慨：「我终于也有这一天了。」话虽如此，出版社并不是立即决定要发行，表示「先看看原稿，有趣再出」，所以责编告诉我「下个月上市」时，真是高兴万分。当年能够以河童novels系列出版，就是这么有份量的一件事。然而，曾几何时，或许该说novels风cháo来临后，竞争日益激烈，河童的门坎也逐渐降低，实在令人遗憾。若光文社的人看到这一段，想必心里会不舒服。不过，圭吾是在为河童打气。加油啊，河童！
对了，这一年圭吾打起高尔夫球，在河童的编辑陪同下购齐廉价用具。至于有多廉价，以当时买的球鞋为例，穿过十几次后，前端竟像大白鲨般咧开大嘴。这种鞋子大概只有卓别麟会穿吧。我向杆弟要了橡皮筋绑住，打完剩下的dòng。没办法，没钱嘛。没钱却打高尔夫球的圭吾，每周都到附近练习场的高尔夫球教室上课。教练望见穿着皱巴巴棉裤、老旧运动服，把五号与七号铁杆装在纸袋里晃dàng而来的神秘男子，都一副浑身不自在的样子。
１９８７
破公寓里的苦战方兴未艾，《大学城命案》成为超过七百张稿纸的大长篇。这年头，一般人可能认为七百张不算多，但以当时的标准四、五百张而言，七百张是很少见的，光打印就得花七小时。责编是个机械白痴，听圭吾说稿子打在磁盘里，便不禁抱头掩耳。如此长篇大作，我偷偷怀抱造成轰动热销的期待，却是一点都不卖。为了让销售量好看些，我绕遍东京的重点书店，每家各买两本，包包重得像哑铃，差点没扯断提把。即使如此，仍是杯水车薪，销量丝毫不见好转。
这年，第一次上电视。正确地说，是以「作家东野圭吾」的身分初登荧光幕。参加的是名为「料理天国」的料理节目，由芳村真理女士和西川清先生主持。说是为纪念夏洛克?浮摩斯诞生一百周年，邀请新进推理作家上节目。除了圭吾，还有黑川博行先生。我们都是大阪人，虽是首次见面，却聊得很起劲，排演时就大灌啤酒，录像的详qíng黑川先生也写进《放学后》的解说。顺带一提，文库版《放学后》的封面绘图，是出自黑川先生的夫人雅子之手，单行本《魔球》的封面也是。黑川博行先生是我能拍胸脯推荐的作家，看他的作品绝不会后悔，《切断》、《封印》、《瘟神》、《国境》都是杰作。我如此称赞他，或许哪天他会礼尚往来一番吧。
１９８８
由于先前一直以江户川乱步奖为目标，当上职业作家后就对奖这种东西不再关心了。然而，《大学城命案》先后入围吉川英治文学新人奖与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又陆续落选，要不在意也不可能。此时倒是万万没料到，往后会被这两个奖项泼好几次冷水。
得奖热闹过后，便着手为下部作品搜集数据。当时，出版jīng装本推理小说蔚为风气，各出版社纷纷筹划多种主题。讲谈社是与古典芭蕾相关的作品，新cháo社则决定以跳台滑雪为主轴。这段日子，我通常是观赏完松山芭蕾舞团的公演后进行访问，接着前往札幌采访日本跳台滑雪代表队。芭蕾舞者和跳台滑雪选手中怪人很多，采访得格外用心，但也相当愉快刺激。能够见到松山芭蕾舞团的森下洋子小姐，近距离看到跳台滑雪奥运冠军的马蒂?尼凯宁选手，都是美好的回忆。这一年共出版《魔球》、《以眨眼gān杯》、《làng花少年侦探团》三本书。《魔球》的风评相当好，还入选年度十大推理小说，真令人高兴。
１９８９
这年出版《十字屋敷的小丑》、《沉睡的森林》、《鸟人计划》、《杀人现场在云端》、《布鲁特斯的心脏》五本书，而且每一本都不卖。《十字屋敷的小丑》挨批是搭新本格风cháo的便车，自信之作《鸟人计划》完全受忽视，硬被bī着改名的《布鲁特斯的心脏》最后变得不知是甚么小说。虽然相当努力，却真的很不走运，甚至认为自己遭到不公平的迫害。但仔细深思（用不着深思也该明白），怎么可能有人要迫害我。每位作家都很拚命，放眼望去，没造成话题才奇怪的心血之作俯拾皆是（此一状况至今仍无太大变化）。于是，我顿时恍悟，说到底，只有意外抓住好运的作家，才能功成名就。当然，书评家和各文学奖的评审委员都有个人好恶，但这种事追究起来没完没了。明知如此，年底看到出炉的十大推理小说书单还是有点呕，甚至冒出「啧，这种作品凭甚么上榜！」的猖狂想法。二○○一年拙作《超?杀人事件》挤进「最佳推理小说」前十名，一定也有人抱持同样的想法。
１９９０
《鸟人计划》虽入围吉川英治文学新人奖，责编却毫不关心，我暗忖八成没希望，果然毫无意外地落选，而书一样滞销，「再刷」一词完全离我远去。值得庆幸的是，我仍持续有工作。这或许意味着，日本社会正处于泡沫经济的全盛期，出版社还有余力养一些没销售力的作家吧，之后大获成功的年轻作家也是在此时崭露头角的。在大泽在昌先生和井泽元彦先生的号召下，年轻一辈作家组成「雨之会」，大伙还一起去旅行，玩得相当开心。其中，大泽先生以《新宿鲛》大红大紫，宫部美幸小姐则囊括所有文学奖，其他人则专门担任拉拉队和庆功。「雨之会」之后自然而然走入历史，理由无他，就是主要成员太忙。换句话说，该会已达成任务。
这一年，圭吾的代表作应该算是《宿命》吧，也听到睽违许久的「再刷」。只是，虽然受到不少编辑盛赞，评论家却没甚么反应。某书评的内容gān脆照印在封面折口上的故事大纲抄，感想则以「还算有趣」一语带过。而年底出版的《面具山庄杀人事件》，则是被拿来和另一位作家稍早出版的著作比较，由于创意类似，书评便写得像是圭吾抄袭，根本不管《面具山庄杀人事件》的杂志连载在先，因此不免深切感受到书评家对自己是多么不屑一顾。
１９９１
讲谈社为纪念创社八十周年，yù推出推理特别企划，圭吾也获邀，奋力写了《变身》。然而，主办单位却不怎么起劲，之后整个企划便无声无息，答应要做足宣传的承诺亦消失无踪。从此，我就不太相信出版社的类似企划。提到企划，《布鲁特斯的心脏》是河童novels的三十周年纪念企划，《沉睡的森林》是讲谈社推理特别企划，《鸟人计划》是为新cháo社推理俱乐部企划写的作品，没有一部做得有声有色。
讲到这里，chūn天时，《天使之耳》入围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短篇部门，最后还是落选。编辑完全没和我联络，确定落选才打来，竟然笑着说「一如所料啊」。我下定决心，万一哪天成了畅销作家，绝不在这家伙待的出版社出书。
私生活方面，这段时期我特别热中练习高尔夫球。尽管没上场打过几次，却轻松突破一百杆，心想「真是简单」，但接下来才麻烦。哪里麻烦？钱最麻烦。当时正逢高尔夫球热cháo，上场打一下，好几张万圆钞就不翼而飞。圭吾总看着钱包，感叹拿这个当兴趣不容易啊！
１９９２
一开年，随即着手进行讲谈社小说系列创刊十周年纪念特别企划的工作。虽然已受够特别企划，但对方端出现金付采访费，一不小心就答应了，且当时是距截稿只剩一个月的十万火急状况。紧急赶出的作品是《雪地杀机》，尽管运用先前就想尝试的诡计，却没引起任何话题。前不久推出《天使之耳》，销售也是奇差无比。在杂志上连载时的责任编辑gān脆地宣告「卖不好，很快就从书店里消失了」，自然完全没预期到此书十年后会再刷。其中收录的〈镜中〉继去年的〈天使之耳〉，也入围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短篇部门，老实讲，连我自己都感到意外。最后依然落选，但我一点都不失望，脑海闪过「陪榜」的字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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