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诡事录2长安鬼迹_魏风华【完结】(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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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最为纯粹的隐士。他的隐逸与政治立场没有关系,而是完全出自于个人的价值观。最后,他离开洛阳,返回富chūn江,在那里以垂钓度过余生。严光对后世士人影响极大,成为东汉以后隐士的标杆。北宋范仲淹在《严先生祠堂记》中写道:“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但后世对严光于清明之世、遇英明之主仍拒而不出的做法持严厉批评态度。南宋杨万里《读〈严子陵传〉》:“客星何补汉中兴?空有清风冷似冰。早遣阿瞒移汉鼎,人间何处有严陵!”朱元璋《严光论》说得更厉害:“汉之严光,当国家中兴之初,民生凋敝,人才寡少,为君者虑,恐德薄才疏,致民生之受患,礼贤之心甚切,是致严光、周党于朝。何期至而大礼茫然无所知,故纵之,飘然而往。却仍凄岩滨水以为自乐……假使赤眉、王郎、刘盆子等辈混淆未定之时,则光钓于何处?当时挈家糙莽,求食顾命之不暇,安得优游乐钓欤……朕观当时之罪人,罪人大者莫过严光、周党之徒!”总结出来一句话:如果不是刘秀收拾乱世,哪有你在江边安然垂钓的机会?明末王夫之亦说:“遁非其时,则巢、许之逃尧舜,严光、周党之抗光武也,非其义,则君臣之道废,而徒以全躯保妻子为本,孟子所谓小丈夫也。”话虽如此,但严光的个人选择仍是值得肯定的,因为他的选择是忠于自己内心的。东汉士人普遍的隐逸qíng结跟魏晋名士还不一样,他们的隐逸更多是出于道德上的标准,也就是“守节”,认为隐是高于仕是因为“志意修则骄富贵,道义重则轻王公”,而不是像魏晋名士那样来自于对个体生命意识的自觉。除严光外,东汉还有周党、王霸等著名隐士。关于东汉隐士气节之高,在周党的答复中可以看出:“天子有所不臣,诸侯有所不友。”他们在权力面前保持着人格的高贵和独立,坚守自己最初的志向而不移。这实际上是隐士文化中最光辉的部分所在。

  到东汉后期,大树将倾的风雨飘摇感导致隐逸风尚的出现,而一旦大批有才有德者都归向了山林,那么反过来又加速了当时政权的崩溃。《后汉书·陈纪传》:“汉自中世以下,阉竖擅恣,故俗遂以遁身矫絜放言为高。”尤其是“第二次党锢之祸”后,作为“清流”几乎已经无法在朝廷上立足。这时候,就只有两个选择了:一是化为浊流,难得糊涂;二是归隐林下,或讲学,或全隐,于是出现了东汉“末世三隐”:huáng宪、郭泰和徐稺(徐稚)。huáng宪累世贫困,但学识、德行极高,名重一时。很多名士见了huáng宪,都“茫然有所失”,其中周子居说:“吾时月不见huáng叔度,则鄙吝之心已复生矣。”时陈蕃为太尉,以征召天下高士为己任,曾站于朝堂上叹道:“假如huáng叔度在此堂上,吾不敢先佩印绶矣!”陈蕃,中汉后期天下士人的领袖,仍有此语,可见huáng宪名气之大。实际上,当时huáng宪既没说过什么倾世之言,更未做济世之事,但却仍名播天下,这正是隐士最诡秘也最神奇的地方。

  名士间,惺惺相惜,当时推崇huáng宪之人不胜枚举,除陈蕃外,就数郭泰最为推崇,他称huáng宪:“汪汪若千顷波,澄之不清,淆之不浊,不可量也。”前面说过,郭泰早年是洛阳太学生中的领袖,与陈蕃、李膺过从甚密,他“身高八尺,容貌魁伟”,以博识和dòng察力qiáng而著称。郭泰初到洛阳,跟众多太学生一样,去拜访时任河南尹的李膺。官风“峻整”的李膺在威望上仅次于陈蕃,在洛阳能得到李膺接见和认可,被认为是“登龙门”。李膺对郭泰一见如故,大为欣赏,说:“士子我见多了,但未有如郭林宗者。”就凭这一句话,郭泰便名满京城。后来,郭泰和李膺褒贬人物,品评朝政,开一代风气。所以,郭泰回故乡讲学,辞别洛阳时,前来送行的名流的车辆超过千乘。回乡后,跟从其游学的弟子多达几千人。郭泰是陈蕃、李膺死后东汉后期影响力最大的人。同郡名士宋冲称其:“自汉元以来,未见其匹。”

  在东汉后期的三隐中,郭泰居北地,huáng宪居中原,南方的隐逸代表则是徐稺。唐代王勃在千古一赋《滕王阁序》中说:“物华天宝,龙光she牛斗之墟;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塌。”徐孺即徐稺,他博览群书,无所不通,但有自己的价值标准,所以坚持不仕。汉顺帝时,陈蕃为豫章太守,一到任就直接去拜访徐稺。手下阻拦:“您应该先去官署。”陈答:“周武王在车上看到商朝贤臣商容寓所的门,便站起来致敬,以致车的座位都没时间被暖热。我现在去拜访高士,有何不可?”陈蕃和徐稺一见如故,经常彻夜长谈。为此,陈蕃专门在寝室为徐稺准备了一张chuáng,聊得太晚了,便把他留下过夜。陈蕃希望徐稺出来为朝廷效命,但徐稺不为所动。因为徐知道东汉政局已回天无力。他很欣赏陈蕃意yù挽狂澜于既倒的志向,只是他觉得那于事无补了。陈蕃到朝廷上工作后仍向皇帝推荐了徐稺:“我见豫章隐士徐稺、彭城姜肱、汝南袁闳、京兆韦著,颍川李昙,都是高德之士,为世人所知,如果请他们出山,出任三公,将是国之大幸。”桓帝下诏征五位隐士入朝,但没有一个肯出山。当时,徐稺在山中读书、耕种,自食其力,在他的影响下,当地民风淳朴清正,世所罕见。这就是隐士的力量。徐稺虽然守志隐逸,但心中不忘那些推举过自己的人。在陈蕃来之前,太尉huáng琼已举荐过他了,后huáng琼去世,徐稺从江西徒步赶往江夏吊唁,因为身上没盘缠,所以一路以给人磨镜子挣路费。在江夏,参加葬礼的名士很多,包括郭泰。但徐稺哭完就走,郭泰叫人追赶,谈到东汉时局,徐稺告诉来人:“请替我向郭林宗致谢,大树将倾,非一绳可以维系。”后来,郭泰的母亲去世了,徐稺又千里迢迢地从江西赶往山西,古时,出行唯有借助车马和脚力,这一路上经历多少磨难,是可想而知的。到了山西,徐稺在郭母墓前放了一束chūn糙,并不见郭泰便返回南方了。

  及至东汉末年的建安时代,管宁代表了北方的隐士,南方则出现了以庞德公、司马徽、崔州平、石广元、孟公威、徐庶、诸葛亮、庞统为代表的荆襄隐士群。他们有的原籍荆襄,但更多的是躲避北方战乱而隐居于此,一方面这里比较安定,另一方面清幽的山水,为他们提供了隐士所需要的物质条件。这个群体的出现,是东汉后期士人由群体抗争转向自我jīng神独立的一个标志。从远景看,荆襄隐士群是一种消极与逃逸的姿态;但于近景看,他们在人格上又是一种自觉和上升的姿态。其中的徐庶、诸葛亮、庞统选择了出山,尤其是后二人,所代表的是隐士的一种类型:遇明主和时机成熟后,即由隐退而转为入仕。这样的人物,后世还有东晋谢安、前秦王猛、隋朝苏威、明朝刘伯温等人。但荆襄隐士群中的更多的人选择了终身隐逸。“隐,保全自身而已,不能保全天下,故非大道。”刘表曾这样对庞德公说。作为这个群体的jīng神领袖,庞答:“鸿鹄巢于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栖;鼋鼍xué于深渊之下,夕而得所宿。夫趣舍行止,亦人之巢xué也。且各得其栖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也就是说,出仕和归隐,各行其志,无高低之分。

  至于魏晋之际的竹林七贤,他们中的人,无论是阮籍,还是嵇康,都不是真正的隐士,而只是在野之士。后来著名的隐士,到了东晋时代,早期的谢安算一个,玄言诗人许询算一个,他们代表了典型的兰亭时代的隐士风范:一方面保持着隐士的jīng神姿态,另一方面又不拒绝富贵的物质生活。谢安我们已讲,在这里只说许询。他是当时的名士,但又终身布衣。他一生淡泊名利,常常把自己置身于江南清秀的山水间。他喜欢山水这一点上和晚年的王羲之一样。许询曾隐居于萧山:“乃策杖披裘,隐于永兴西山。凭树构堂,萧然自致。”以登山临水为乐。朝廷一次次地征召他,他一次次地拒绝。许询有高逸之趣,但又不拒绝在京城为官的朋友和仰慕者赠送的珠宝,所谓“许玄度隐于永兴南幽xué中,每致四方诸侯之遗”。许询用这些钱在山中为自己修建了豪华如仙宫的别墅。这在后世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但在一切讲求率xing自然的魏晋时代却可以。当然,也有人非议他,而许询说:“比起把天下让给我,收些珠宝又算什么?”戴逵是当时的另一著名隐士,古琴、绘画、雕塑,无所不jīng,所以他的隐逸生活充满了艺术的气息。早年时,京城权贵闻其大名,想听他弹琴,戴逵有高节,砸琴以明志:“戴安道非王门伶人!”尤此名声更甚。戴逵也终身不仕,后隐于会稽剡县,更因王徽之“雪夜访戴”而为世人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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