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想想看看我过去住过的地方。你去找徐海红，我马上过来。”
我有点迟疑，不知道该不该丢下她，但她做了一个赶我走的动作，“你去吧，我马上就来。”
我来到徐海红的门前，但找了半天，也没找到门铃，只能敲门。但我敲好久，也没人开门。无奈，我只能折返到318号门前，发现莫兰正在跟屋主聊天。
“那里死过人？”对方是个30多岁的年轻主妇，显然被莫兰的话吓了一跳。我明白莫兰的意思，她是想找借口进去看看，其实，我也正有此意。
“她不肯开门？”莫兰问我。
“对。她一个人住？”我问那女人。
她有点茫然，“好像是的。我没注意过她，但看见她时，她都一个人。”
“你跟她说过话吗？”
“没有，我又不认识她。不过我婆婆好像跟她说过话。”她好奇地看着我，“你们是警察？”我亮出了我的警察证。她马上相信了，“你们进来吧，我婆婆不方便出来，但你们可以自己去问她。”
她带着我们进了门。我不知道原来的院子是怎么样的，现在看来，它就是个堆放杂物的破院子，整个院子里没有一株像样的植物，全是旧椅子、旧凳子和一些用黑布包着的物件。
“那个藤椅是我外公的。”莫兰指指院子角落的一个破藤椅，小声对我说。
年轻主妇把我们领进了屋。莫兰好奇地四处张望，我却在想象当年8岁的她在屋子里跑来跑去的模样。我出事之后，岳父经常会给我看过去的照片，其中就有莫兰小时候的。那时的她，是个头发长长的甜美小姑娘。我还记得有一张照片，她赤着脚在站在楼梯上，一只手拿着根雪糕，笑得好开心。那张照片就是在这里拍的吗？
楼梯应该还是旧的，木头地板已经被磨得溜光，我们踩上去就发出一阵吱吱呀呀的响声。
“这楼已经很旧了，几次想翻修，但婆婆就是不答应。”年轻主妇小声解释道。
她走在前面，我跟着她，莫兰落在了后面。
我转过头，发现莫兰在靠近楼梯的某个房间门口停了下来，门开着，她站在门口朝里看。这时年轻主妇已经注意到了她的举动。
“那是我女儿的房间。”她说道。
莫兰大概觉得有点失礼，马上跟了上来。我猜那应该就是她原来的房间。多年后，看到自己过去住过的地方，应该特别有感触吧。我有时候想，如果我能看看我原来住过的地方，应该也会想起很多东西，不过可惜据我所知，我的房子已经过户给了我妹妹，而我妹妹已经把它卖了。
年轻主妇把我们带进了她婆婆的房间。她婆婆正坐在桌前，手里拿着放大镜在看报纸。年轻主妇把我们的来意简练地跟她说了一遍。
“那件事在我搬来的时候，听居委会的人说过。”老婆婆把放大镜放下了，“当时我也很吃惊，不过我们都是共产党员，不信那些鬼神之说。你们坐。”她指指房间角落的两个旧沙发。
“你跟徐海红接触过吗？”我问道。
“她叫什么？”
“徐海红。”
“我还是头一次知道她叫这个名字。我们有时候会在菜场碰到。有一次，我在菜场滑倒了，她还扶我起来。她人不错。”老婆婆颤颤巍巍地指指窗外，“她就住在对面。按理说，我们应该很熟，可我搬来那么多年，也没跟她说过几句话。她不喜欢跟人聊天，也从来没请我去过她家，当然，我也不想去那种地方！”老婆婆清了清嗓子。
“从这儿能看到她家的院子吗？”莫兰走到窗前问道。
我跟着走了过去，我发现两栋楼虽然面对面，但对面的院子里有两棵参天大树，估计也有百来年了，所以要想看清对面房子里发生的事，几乎是不可能的。
“你们搬来的时候就有这棵树吗？”我问老婆婆。
“有了有了。那时候，我还想让他们把树砍了，因为树上有鸟窝，一早上真是别想多睡一会儿，吵死人了。可是，我去敲门，也没人开门。后来找居委会的人，由他们出面跟徐……”老婆婆没能记住这个名字。
“徐海红。”我接口道。
“管她叫什么呢，那次居委会的人去协调，她也同意的。但后来也没砍成。因为她给我写了封信，说那棵树是300年的老树，还说了一通那树的历史。她还说，愿意出500块来补偿我。那可是1986年，500
块可不是个小数目，我哪能不同意啊。那时候我儿子还在上学呢，家里也需要钱……”老婆婆笑起来，“现在，我耳朵不行了，听不见鸟叫了，也就无所谓了……”
“她那封信，您还留着吗？”奠兰问道。
老婆婆颤颤巍巍地站起来说：“我这个人就是念旧，什么都不舍得扔，所以啊……来，”她在叫她的儿媳妇，“去阁楼上，把那个小铁皮箱子拿下来，那是装信的……”她絮絮叨叨地跟我们解释，“我过去在档案局工作，有个习惯，就是什么都放着存着，不爱乱丢东西，生怕丢了什么重要东西。”她的话让我想到院子里的旧藤椅。
“你怎么还不去拿？”老人在催促儿媳妇。
年轻主妇白了老太太一眼，嘴里嘀咕着什么，不情不愿地走了出去。
“现在的年轻人，叫她做点事，真是累死人了。”老婆婆皱眉道。
“当时的500块的确特别值钱。那时候，我记得爸妈的工资也就只有几十块。”莫兰说。
我得说，她说话的样子虽然超级可爱，可一点都不像个警察。果然，老婆婆戴起老花镜端详起她来。
“你也是警察？”老太太问。
莫兰一笑：“我也在警察局工作，只不过，我不能算是警察，我在档案部工作，我负责整理旧案子的资料。”
老太太恍然大悟：“原来是这样。你不是在第一线工作的。这么说我们还是同行呢。”
莫兰笑眯眯地点头。
“干档案这工作，最重要的就是耐心仔细。别看工作不难，可真的要干好了也不容易。”老婆婆教育起莫兰来，她指指墙上的奖状，“你看，这是我1967年被评上的‘先进工作者’，这是1975年的三八红旗手，还有1980年的……”
莫兰走到奖状前看了一遍，不住点头，“您那辈的人，工作起来，特别有热情。”
“对啦！我们那时候干起活来都是不要命的，可不像现在的年轻人，我生孩子的前一天还在岗位上呢……”
说话间，门被推开了。老婆婆的儿媳妇走了进来，她手里捧了个陈旧的小铁箱，铁箱上面贴了一张标签-Y信件2。
“这是关系比较远的人寄来的信。有的人只来一封信，有的人后来就不联系了，我都放在这里。”老婆婆解释着，打开铁箱，信件是按照年份排列的，每封信的右上角都贴了一个年份的标签，所以很快她就找到了那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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