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到了。”她把信递给了莫兰，“你可以看看，她写得不错。”
信的内容如下：
“刘玉林老师惠鉴：
昨遇居委会的陈君，得知贵体欠佳，本拟趋前问候，只恐以无谓之周旋，反扰贵体之静摄，故未敢前往。你我虽未谋面，但比邻而居，本应相互扶持，但因两树之扰，令刘师身染贵恙，小妹深感愧疚。陈君日前已通知我砍树的时间，我也已同意。然在杀伐前，还请刘师听我一言。树乃家门兴旺之象征。1969年小妹家遭巨变，心无所系，唯见此树尚有一丝安慰，此树为红毛榉，方圆十里，仅此两棵，况栽种于三百余年前，当年董家的后人，曾为此树题诗作对。如今仍枝繁叶茂，有禽鸟长期栖息于此，我知鸟鸣颇为惊扰，然一旦树倒，禽鸟之家被毁，且不论鸟失其所，何其可怜，这也是万事俱败之相。因而杀伐之事，还望刘师斟酌。若刘师肯高抬贵手，放过此树上一众生灵，给小妹一条生路，小妹愿付500元予以补偿。
妹徐上”
“威逼利诱。”我看完后说道，“不过换作我，我也会答应的。那棵树长得好茂盛，砍了确实可惜。”
“她信写得很好啊，她是学中文的？”莫兰却提出了疑问。
“她是不是学过中文，我不知道，但她喜欢中国古典文学那倒是真的。”刘老太说，“她在书店上班的时候，我总看见她捧着本《唐诗三百首》或者是《三言二拍》中的一本，她还喜欢穿旗袍，总之是个怀旧的人……既然她提起了1969年的事，我后来就找人仔细打听了，这才知道出过这么大的事，老实说如果早知道，我就不会搬来的。反正呢……后来想想就算了，人家家里什么都没了，就剩这两棵树了，我还那么计较干什么，而且我也打听过，这附近方圆十里，的确只有这两棵红毛榉——你们要喝茶吗？”
我连忙婉拒。莫兰也连连摆手道：“不必不必。谢谢了。这封信是不是可以暂时由我们保管？”
老婆婆似乎还有些不舍得，她说：“好吧，不过事情办完你得还给我。我都登记了的，要是缺了这个可不行。”
“当然。”
我们走出刘家后，莫兰对我说：“我过去觉得我家好大，现在看看真的好小，又破又小。”她对自己的旧宅唏嘘不已。
但我关心的却是那封信，“你干吗要留着那封信？”
“她不肯开门，又不肯见人。所以，我想就算我们进门见了她之后，她也不是那种愿意说话的人，但如果一个人看见自己多年前写的信，也许会改变态度。”莫兰歪头看看我，“回忆会让人变温柔。”
这话好像是说给我听的。
“如果没有回忆呢？”
“亲爱的，你不是没有回忆，”她挽住了我的胳膊，“只不过你回忆的深度跟别人不一样而已。别人的回忆有三十年，而你是三个月。我觉得这没什么大不了的。”
她总是把我的失忆症说得跟老年人的高血压糖尿病一样平常。
接着，我们去了居委会。我的警官证很有说服力。居委会的干部向我详细说明了徐海红的现状：一个人住，深居简出，几乎不与人来往，也不给任何人带来麻烦。居委会干部对她的印象是，出奇的要强，也出奇的冷漠、独立、勤劳、爱干净，万事亲力亲为。居委会的干部对314号周家跟徐海红之间的关系，知道得很清楚，但也告诉我们：“他们两家没什么来往。他们互不走动，徐海红不欢迎别人去她家。”
虽说如此，居委会干部仍然认为，周家是西田巷里跟徐家关系最亲密的邻居。
“因为她女儿回国，总会去看看她。”
居委会干部告诉我们，目前她女儿周霖就在国内，她认为周霖可能是整个西田巷唯一一个近几年去过320号的人了。她建议我们先跟周霖聊聊。
当时正是午饭时间，周家的后窗飘出一股煮鸡汤的香味。
我们按过门铃后，有个年约70岁的老太太给我们开了门。她显得颇为热情。
“请进，请进。我刚刚接到居委会的电话了。”她说着话，把我们带进了门。
跟之前的刘家不同，周家的院子收拾得很整齐，一半栽种了各类鲜花，另一半则铺上了水泥，造了个小小的凉亭。走进主屋则是欧式风格的布置，简约精致而干净。大部分家具都是新的，客厅唯一的旧物件是摆放在角落里的一台钢琴。
“我姓王，你们叫我王老师就行了。”老太太已经为我们泡了两杯绿茶。
我们没查过周霖养母的身份，不过看她得体的打扮和满屋子的书和杂志，我猜想她是个有文化的人。
“这案子是要重新调查了吗？”王老师在我们对面的沙发上坐了下来。
“是啊。”我答道，“我们准备重新搜集一下线索。我们本想见见徐海红的，可惜她人不在。我们刚刚敲过门，没人开。”
“她可能不想开门，等会儿让霖霖带你们过去。”
“周霖是什么时候知道徐海红是她母亲的？”我直接问道。
王老师和蔼地笑了笑。
“这种事怎么瞒得住，我们就算不说，将来这里的街坊议论起来，事情还是照样会传到她耳朵里。所以，我们在她15岁的时候就把她的身世告诉了她，也包括徐家的案子。”
“15岁可是叛逆期，她当时能接受这事吗？”莫兰道。
王老师叹气道：“没错，她知道自己的身世后，马上就跟我们疏远了，后来还嚷嚷着要找自己的亲妈。有一次，她跟我们吵架，提起行李就搬了过去，说是要跟我们断绝关系。”
“她搬过去住，徐海红认她吗？”
“认倒是认了，可霖霖在那儿住了一夜就逃回来了。”
“逃回来？徐海红打她？”莫兰道。
王老师笑起来：“没有，不是这么回事。这事跟她的头发有关。霖霖那时候是长头发，平时梳着两条辫子。她在那里睡了一夜，第二天早上起来，长头发被剪了，头发全掉在枕头上。她跑去找徐海红，徐海红说那是她两个弟弟干的。”
“她弟弟？”如果我没记错，她弟弟应该在1969年的灭门案里被杀了。
“就是啊。”王老师马上看出了我的心思，“因为这件事，我也找过徐海红。我认为就是她干的，她就是不想让霖霖住下去。那是我们第一次正儿八经地坐下来说话，可她死活不承认，坚持说那是她的两个弟弟干的，她说他们从没离开过那房子。”
我觉得好像有一股阴风从楼梯口吹进来，禁不住打了个寒噤。
“那天霖霖是捂住头逃回来的，后来她再也没敢在那里住过。现在她每次回国，都会去看看她，有时会送点吃的过去，但从不敢在那里住。”
“这些话，您信吗？”莫兰问道。
王老师笑了笑说：“我当然不信，不过，很多事我也解释不了。其实在霖霖之前，就有其他人住进去过。大概是1972年，附近工厂纠察队的几个人，他们看徐海红一个人住，就硬是搬了进去，也没经谁的同意。后来没过几个月，都出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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