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气得脸都歪了，但还没等她咆哮起来，我就冷冷地说：“我们的事还没谈完呢！你只要让我参与这个案子，之后怎样随你安排。”
她面无表情地看着我，好像在掂量我话里的意思。
“到时候，你仍会去枪械科报到。”她道。
“可以。”
她神情有些犹豫。
“四十年前的案子破了，那是你的功劳，副局长。这是在你的辖区。”我一边提醒她，一边朝椅背上一靠，翘起了二郎腿，表示愿意给她时间考虑。可她显然是不想再把我留在她的办公室里了，她用两根手指顶住一侧的太阳穴，好像很烦恼的样子。
“高竞……好吧，”她骤然道，“我答应你去办这个案子，但这是你最后一个案子，从今以后，你不能再插手破案的事，明白了吗？现在你给我滚出去！”
我站了起来，从椅背上拿起了外套。
走出她办公室的时候，我想，这个案子是个先例，它告诉我，我被踢出凶杀科，并不代表我职业生涯的结束。今后，不管我在什么地方，我都能破案，只要我愿意。我会让她后悔今天的决定。
我回到档案室的时候，乔纳正好按断了她的手机，看起来她心情不错。令我意外的是，她竟然没有问起副局长。
“我已经通知了姨夫，姨夫立刻就给辜之帆打电话，还要我怎样？”乔纳反问我，“再说，我老公刚刚到家，你说是你们这些破事重要，还是我老公重要？”
乔纳的老公郑恒松是另一个区的局长，是个风度翩翩又很有手腕的人。乍一看，不太像个警察，过去曾经负责过扫黑组。失去记忆后初次见到他时，他穿着黑色紧身衣，头发梳得溜光，感觉更像个黑老大，而他拥抱我的方式，就像是欢迎我加入他的帮会。在得知我被排挤到档案室之后，他也来电话安慰过我。
“高竞，你可以来我这里当卧底，很刺激，很有挑战性。当然，你至少得有半年不能跟莫兰联系，这是为了她的安全考虑，你得做好准备，可能时不时要出去砍人，或者被人砍。你还要学会吸毒，因为你得显得跟他们一样。你比很多警察都时髦，莫兰把你打扮得越来越像个白领了，只要再去弄个纹身就行了。知道吗？你还有个优势，那就是你有失忆症，就算你被抓住，你也不可能供出什么来。当然如果你不说点什么，我们又赶不及去救你，估计你会被大卸八块……”
就是他的话让我觉得，世界上还有比被扔到档案室更糟的事。
总之，他是个聪明人。我挺喜欢他的。
“他回来了？代我向他问好。”我说。
乔纳呵呵朝我笑道：“我已经把你破那旧案子的事说了，K县属于他管辖的范围，他说他会叫人去查你说的那个诊所。”
听她这么说，我立刻就放心了。郑恒松可不是那种说话轻率的人，一旦他答应下来，他必然已经把前前后后的事都考虑好了。
“你说的那个诊所。”乔纳接着道，“卫生局没有登记过，也许过去有登记，但我是没查到，而且那地址已经不存在了，那条路都没有了。”
如果地址不存在，那调查起来确实麻烦，得有人专程跑当地的档案局，查找诊所附近区域居民的档案。这整个过程就很烦琐，如果松哥肯派人替我跑这一趟那真是帮大忙了。
“替我谢谢松哥了。”我笑着说。
“别高兴得太早。”乔纳丢给我一份复印件。
原来，她替我找到了王丽同父异母的妹妹。王丽是苏湛的最后一任妻子，当年她是个女理发师，而她妹妹仍然健在。
可惜谈话之后我发现，王云对苏湛丝毫都不了解。
“她嫁人的时候，我才14岁。对他们的事不清楚，但就知道一点，她结婚没跟我们说，直接就嫁人了，也没摆酒席。我妈都没发现户口本不见了，后来她来还户口本，才知道她嫁人了。她还给了我爸妈50块钱，说她嫁给了个医生。”
关于她姐姐跟父母的关系，她也做了解释。
“我们家三个女儿，一个儿子，所以父母比较重男轻女，一直就是这么教育我们的，让我们赚钱以后补贴弟弟。我姐姐排行老二，平时经常被父母打骂，所以她跟父母的关系也比较疏远。她结婚后，几乎不怎么回家。她也从来没带她男人回来过，一顿饭都没在家吃过。我们都不知道她结婚后住在哪里，她来了就是给父母一点钱就走了。”
听起来好像很耳熟，似乎跟苏云清母亲的婚姻状况颇为相似。这个苏湛似乎很少会在妻子的娘家露面，就像是故意跟他们错开距离。他在躲什么呢？
我向她提到王丽失踪的事。她说：
“她从1967年10月开始就没再回家了。我妈也去找过她，但没找到，因为不知道她说的那个诊所在哪里。她好像是故意不让我们知道诊所的地址。后来过年的时候，她给父母汇了点钱，那次比较多，有200块，那在当时真是一大笔钱了。但那是最后一笔钱，自那以后就没再汇钱来。1973年的时候，我妈曾经去派出所说过这件事，但警察对她说，报了警也没什么用，没人会真的给她去找女儿，她也就只能在家等着。后来也就没再去了。我妈是1982年去世的，那时候我们几个都已经结婚了。她在去世前几天对我们说，我姐姐可能已经死了，她说她梦见我姐了，我姐躲在一个黑漆漆的洞里，说她很冷，还老在哭。我妈让我们给我姐烧点纸。她是哭着说的，她觉得她对不起我姐。”
“那张汇款单还在吗？”我问她。
王云马上拿出了汇款单。大概因为是最后一次汇款，所以它被好好地保存在一个旧信封里，存放在一个干净的饼干盒子里。我拿出来一看，那是苏湛的笔迹。
“她只汇过一次款过来吗？”
王云点头说：“以前她都是自己拿钱过来的。她说钱是她男人给的，她男人好像挺有钱，据她说是个医生，我们也就知道这些。哦，、对了，”她又想起了什么，从手上脱下一枚红宝石戒指来，“还有这个，是我姐结婚后三个月，她送给我妈的，说是那男人给的，听说是那男人前妻的东西，那个前妻已经死了。我妈是劳动人民，哪见过这个，她拿去给识货的人看过，说是正宗的宝石，挺值钱，我妈也就顾不上什么前妻不前妻的，就戴上了。”
我向她借来了那枚戒指，答应验过之后一定会还给她。
她拄着拐杖送我到门口，她的风湿病看来很严重。她说：“不管怎么样，我想知道个结果。可能我姐姐不喜欢我们这个家，但她终归还是这个家的人。我也得给老人一个交代。”
王云住在棚户区中的一处危房。她告诉我，父亲去世时，曾经告诫他们不能搬家，因为王丽有可能还会回来。
“我爸很少提起我姐，我们都认为他早已经把她忘了，老实说也没看出他对我姐有多少关心，但那次，他是抓着我弟弟的手说的。”王云说到这里，眼圈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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