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晚上，郑恒松和乔纳来家里吃饭，顺便也带了他为我查的资料。
“怎么，那地方被烧了？”看了资料后，我大吃一惊。
“是啊，1967年10月12日，突然发生火灾。”郑恒松心不在焉地说着，正好我岳母从她房间里走出来，一看见他，马上道谢。
“阿松，谢谢你帮高竞查资料啊。”
郑恒松马上像大哥那样搂了搂我的肩，说道：“他是我兄弟，我不帮他谁帮他。再说，我听老婆大人说，这案子是姨妈姨夫关照的，那当然得尽力。”
姨妈笑着拍拍他，说道：“今天你多吃一点，你姨父今天特地做了八宝鸭。”
八宝鸭是岳父的拿手好菜，眼下，他正跟莫兰两人在厨房忙碌，莫兰给他打下手。我趁他们寒暄的时候拿着资料走到了阳台上。
原来苏湛在1967年就已经失踪了，这跟岳父的说法相同。
郑恒松的下属找到了原来住在诊所周边的两户居民，并跟其中两人谈过话。
根据这两人的说法，苏湛的诊所在上世纪50年代初就开了，当时是开在县中学后门的一栋民居里，虽然没挂招牌，但光顾的人不少，多数都是老病人。苏湛算是个全科医生，会动手术，手术范围还挺广泛，包括眼科、妇产科和外科。这位老邻居就请苏湛为其做过白内障手术，说他技术很精湛，而另一个邻居则找他堕过胎，这家已经有四个孩子，实在养不起，所以求苏湛帮忙把孩子拿了。苏湛看她可怜，一分钱没收，这件事令邻居十分感激。
两个邻居都反映苏湛经常出门，做手术多半需要预约。大约1959年之后，苏湛跟妻子离了婚，后来的几年，他基本是一周才来一次诊所。到1962年开始，来诊所的时间又多了起来，后来才知道他又结婚了，他太太年轻漂亮是附近一家理发店的理发师。两个邻居都说这位新太太脾气不好，爱吃醋，经常跟邻居吵架，在诊费上也喜欢斤斤计较，为此两人经常吵架。但多半时候都是妻子在叫骂，而苏湛默不作声。有个邻居曾经偶尔听见两人吵架的内容，好像是年轻妻子怀疑苏湛在外面有别的女人，因为苏湛经常有一半时间不在家里。
苏湛似乎经常带着妻子在附近的饭店吃饭。年轻太太还喜欢逛商店买布料，皮鞋一买就是两双。苏湛有个女儿，这女儿来过几次，每次都跟这位继母吵得不可开交。有趣的是，每次她来，苏湛都不在。有一次，一个邻居听见苏太太没好气地在对她继女说：“你爸啊，去……岛风流快活了！”至于什么岛，他们没听清。
两位邻居都反映，他们最后一次看见苏湛和他妻子是在某个星期天。那天早上，他妻子气冲冲地出门，差点撞到邻居身上，她告诉邻居，她要去捉奸，“样子很生气，手里还拿了把剪刀”，这是邻居的描述。那天傍晚，苏湛一个人回来了，他脸上有一道抓痕，他对邻居说，太太跟他吵架，现在回娘家去了。没人看见苏湛离开，但那却是他们最后一次看见他。等苏湛走后，卫生局的人来抄家，但诊所大门紧闭，砸开门之后，才发现里面已经被搬空了。
火灾发生在苏湛失踪后的一个月。某天午夜，一位邻居看见隔壁窗子里有火光，马上奔出去叫人。大家一起动员起来，最终将火势扑灭。但人们发现诊所里空无一人。警方想找诊所的主人苏湛调查情况，却一直没能联系到他，而经过分析发现火灾是人为的，因为在屋子里发现了助燃液，但一直没能查到是谁干的。
松哥给我带来的这份资料，再次证明苏湛参与作案的可能性。他会动眼科手术，这符合凶手的特征。当天晚上10点，郑铎在出发去西田巷之前，给我发了条短信。
他之所以要选这个时间勘察现场，当然是为了给对方一个措手不及。
按照我们的约定，我也得去，我的任务是看住徐海红，我也的确有一大堆问题等着问她。
我离开家的时候，发现莫兰正专注地盯着她的手提电脑，走近一看，原来她看的是之前那张已经交给郑铎的黑白照片——“我的喜悦岛”，她事先将其扫描到了电脑上。而电脑的旁边，除了一杯蜂蜜水，还有一张写有“我终于知道喜悦岛在哪里”的字条，以及一份从电脑上打印出来的本市教堂旧址的文献。
“你在看什么？”
“我想找到那个教堂。”她指指照片里的尖顶，“这是云清阿姨在出事前一天对我妈说的。”她又指指那张字条，“我想所谓的‘喜悦岛’应该就在西田巷附近，因为她那天晚上就在那里逛，我想知道她究竟看见了什么。也许我能找到苏湛的另一个据点。”
“你别弄得太晚了，记得早点睡。”我说，“你别等我，我可能凌晨直接去单位。”
“好的。”她的眼睛仍盯着电脑。
我临走时，亲了亲她的头发。她刚吹过头，发丝里散发出鲜花的香气。
第6章 第六天喜悦岛在哪里？
我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靠在郑铎的车里。这时候已经是早上6点了。
郑铎打开车门的声音惊醒了我。
“怎么样？”我揉揉眼睛问他。
“结束了。”他跳上了驾驶座。从昨晚10点半到达徐海红家之后，他一直忙到现在，还没合过眼。我本想问问情况，但他似乎累得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
“你回去睡会儿吧。”我说，“让我来开车。”
“好吧。”
我们从各自的车门里下来，换了个座位。
我开车将他送到办公室，一路上，我们没说一句话，他一直靠在副驾驶座上打瞌睡。二十多分钟后，目的地到了，他才睁开眼睛。
“我需要去食堂补充能量，你来不来？”他问道。
我也是又饿又累，凌晨4点多拿了他的车钥匙去车上打瞌睡的。
“好吧。”我说。
他打着哈欠，带着我先去了他的办公室。他让我在他座位上等一会儿，我看见他兀自走了出去。我正纳闷他会去哪里，这时一个刚刚来上班的女同事，大概职位比他低，为我做了解释。
“他去冲澡了。马上就来。如果你要喝水，饮水机在那边。”她朝角落里指了指。
我这才想起，郑铎是以办公室为家的人。
大约过了10分钟，他出现了，头发果然是湿的，也换上了干净的衣服，他的精神似乎已经恢复了大半。
“走吧。”他道。
我跟着他离开“大厂房”，拐到隔壁大楼的三楼。那里是市局的大食堂，有不少人在那里吃早餐。我们各自要了一份简单的中式早餐，在一张白色的简易餐桌前坐下。
“好了，你有什么收获？”他问道，一边把油条撕成几小段，丢在小盘子里。
“没有。”我坦言。这就是我整夜审问徐海红的真实结果，“她承认有人给她寄钱，但说自己根本不认识姓苏的人，她也没去邮局问过，她认为是某个同情她处境的人给她寄的钱。她承认认识王宝国，但她说，王宝国是她爸的下属，出于关心，时不时会打电话给她。她认为这无可厚非。她说的这些明显是说谎，但我们没法拆穿她。你有什么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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