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女士回去后，我跟谷平也准备打道回府。我们在县警察局的接待室碰到了林小姐。谷平关照警察局的同仁特意留住她，所以她有些不高兴。
“为什么单单把我留下？我犯了什么法？”她劈头就问谷平。
“你没犯法，是我有事要求你。”谷平低声下气地回答。
“什么事？”
“想请你陪小亮去一次县医院。”
谷平的回答令我大吃一惊。我发现他现在好像已经成了我肚子里的蛔虫，连我没提过的想法，他都能随随便便猜出来。我现在明白为什么他没什么特别的好朋友，也没爱人了。太聪明的人有时候就像针一样尖锐，跟他交往，随时都可能被刺痛。
“小亮，你生病了？”林小姐朝我看过来，关切地问道。
“不，我没病，”我望着谷平，“我想去县医院打听一下我爸的事，几个星期前，他曾经到县医院看过病。我想弄清楚，他去检查什么。”
又被我猜对了，谷平脸上的笑容，似乎就在说这句话。
“我已经事先让县警察局给你开了张介绍信，你可以凭介绍信，随时调查你父亲在县医院的病历或检查报告。”他拿出介绍信交给我。
“谢谢。”
林小姐朝谷平露出赞许的微笑。
“谷平，这次你想得真周到。”
“其实小亮自己不去，我也会去的。但是既然他现在已经来了……再说，我又很忙，只好让他自己去了，”被赞扬的谷平脸上显出几分尴尬，“嗯，信文，让你陪他去是因为我觉得这种时候，最好不要让他单独行动，怎么说，他也是家属，再说，我希望你们查完病历，再去查一查最近有没有送到医院的……嗯，无名尸……”他的声音越来越轻，好像不想让别人听清他在说什么，但我和林小姐都听清楚了。
“无名，你说是无名……”林小姐硬是吞下了那最后一个关键字，随后又有些惊慌地看了我一眼。看她这副担惊受怕的样子，真不知道碰到事情后，是谁陪谁。
“其实我一个人就可以去。”我说。
林小姐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语气突然又坚决起来。
“小亮，我们是不是朋友？”
“是。”
“既然是朋友，在这种时候我就应该在你身边。你不用担心我，我也是见过世面的，不信你问谷平。”她朝谷平瞥了一眼。
谷平适时插进话来。
“难道我从没跟你说过我跟信文在一条船上经历的连环杀人事件？（详见《幽灵船》）”
“没有。”
他们还一起经历过这种事？真让我意外！
“那我可能是忘了。总之，信文不是弱女子，她会帮你的。”谷平打着哈哈说。
“哦，那好吧。”我道。
林小姐笑起来。
“不过，我也不一定能帮上忙，因为我相信情况不会那么糟。”她用她那一贯乐观开朗的声音对我说。
我知道她这是在安慰我，所以也只能朝她笑笑。
“但愿如此吧。”我说。
8.意外的发现
很多人喜欢把病历存放在医院，我父亲就是其中一个。别人这么做，可能是因为觉得这样方便医院保存医疗记录，但我父亲，我相信他只是不想让家里人知道他的健康状况罢了。多少年来，不知出于什么心理，他始终向我和我妈隐瞒他的健康状况。我母亲生前曾为此很恼火，但也无可奈何。
病历存放处的工作人员满怀狐疑地看过介绍信后，起身向几个放满病历的大架子走去。不一会儿，他就找到了我父亲的病历。病历又破又旧，里面粘满了各种化验单。
我翻到最后一页，看见上面写着儿行歪歪扭扭的花体字。我只看懂了其中两个——“肝癌”。
我顿时觉得天旋地转。肝癌！我父亲得了肝癌！
这真是晴天霹雳。
我接着研究病历上的其他字，又勉强猜出几个来，“发烧”、“水肿”、“晚期”、“建议入院治疗”、“准备手术”、“化疗”……
诊疗意见的下方盖着医生的姓名章：李国荣。
“怎么啦，小亮？”林小姐大概发现我神情不对，急切地问道。我没有回答她，把病历给了她，自己则奔向楼梯口，靠近楼梯的墙上贴着医生的诊疗时间。
我很快在公告牌的最后一排找到了李国荣的名字——今天他在三楼看门诊。我回头看了一眼林小姐，她已经看完病历了，正脸色凝重地走向我。
“我们先去找这位李医生吧。”她道。
“嗯，我也这么想。”
我们一起来到三楼的诊疗室，李国荣正忙着接待病人。我们说明来意后，他便把我们带到另一个房间。
“狄元庆，我对他有印象，”李医生开诚布公地说，“他来我这里看过三次，第一次是初诊，他说他常发低烧，吃不下饭，我看他下肢水肿得厉害，又有乙肝病史，就给他开了化验单。第二次他是拿着化验单来的，我看了检验结果，确定他得了肝癌，建议他住院治疗，但我也明确告诉他，手术存在风险。他说他要回去考虑一下。过了两个星期，他又来了，这次，他是来问我，他还能活多久。”
李医生干脆冷漠的语调和他那毋庸置疑的专业意见听得我浑身阵阵发冷。
“李医生，我爸，他、他还能活多久？”我声音发抖地问道。
李医生颇有深意地看了我一眼。
“你就是他儿子？”
“是的。”
“他跟我提到过你，”李医生走到屋子的一角，又回过头来看着我，“我对他说，他最多能活八个月。但是，如果手术成功的话，他的生命有可能延长三至五年；运气好的话，还可能会痊愈。”
“他怎么说？”
“他拒绝了。他说他只是个小镇警察，收入不高，家里还有个生病的儿子，他不想花冤枉钱在自己的身上。他还说，他不想为了治疗而戒酒，因为他已经喝惯了。”
他是喝惯了。我妈下葬那天晚上，他在自己房间里喝了一瓶从乡村小店买来的劣质白酒，自那以后一喝就是五年。我无法知道他喝酒时是什么心境，因为他从来没跟我说过，他也不允许我打听他的事，在我看来，他完全把我隔绝在了他的世界之外。
我努力振作起精神，问道：
“那李医生，他最后一次来你这里看病是什么时候？”
“时间可能是一个星期前吧，大概是二十号，对，应该是二十号。”李医生坐到一张皮质椅子里，若有所思地说。
“那天他有没有说过什么？”
“你指什么？”
“比如打算、想法什么的……”我自己都不知道该问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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