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是友纪子活动的时间，就为猪原作证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这样的话，猪原的空白时间应该等于友纪子的空白了。”
听了那须的发言后，山路精神抖擞，鼻尖上的汗珠闪闪发光。
“立刻调查友纪子，看她是否能够证明自己四月十九日夜间不在犯罪现场。”
那须兴奋地说道。
山路马上联系茨木警察署，派出刑警去芦屋调查友纪子是否当时不在作案现场。
友纪子的回答别使刑警们有些失望。按照她的供述，四月十八日把丈夫送到东京羽田机场后，便乘当天的飞机回到大阪，敏彦的哥哥用自己的车把她从机场送回芦屋。十九日至二十日，她一直呆在家里闭门未出。十九日晚八时和二十日上午八时左右碰巧有朋友来了电话，可以证明这个时候她是在家的。
但是，关键是十九日晚至二十日早晨这段时间却无法证明。以前她们曾用过一个年轻的佣人，可是在几个月以前就辞去了，只有夫妇二人在这里生活。因此，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友纪子那天夜里在家里。
特别是上午八时的电话也不是什么要紧的事，而是友纪子事先让朋友往家里打的。这是意味着她是想叫别人证明她在二十日上午八时确实在家。
为何非要这样证明呢？是不是敏彦正是在这个时候被杀的呢？或者是因为尸体己经运到东京？
她为什么要拘泥于“午前八时”这个时间呢？对此目前还找不出正确的答案。然而，十九日晚八时至二十日早八时这一段时间，对友纪子来说，确实是一个空白。
茨木署将友纪子无法证明自己在十九日夜里不在作案现场的情况通知给丸之内署。
刑警们更加确信，猪原杏平和是成友纪子就是同案犯。
“他们究竟是在什么地方交换尸体的呢？”
村田在侦察会议上提出了这个问题。
“如果是东京和大阪之间的话，那就是松滨附近了。两方同时发车的新干线列车，错车的地方就是松滨附近。”
“不能推断出准确的地点吗？”
“如果用汽车的实际行驶距离和时间来套猪原的空白时间，不是能够推出比较准确的地点吗？”
很久没有开口的草场发言了。
汽车不同于列车，它所需要的时间因道路状况、车种、昼夜等不同的条件而异。
在追查小型飞机这条线索时，四月十九日夜间的气象条件，就已调查清楚了，当天夜里是晴天。
行驶时间在晚上九对至早上四时之间，七个小时。然后减去市中心到东名高速公路的世田谷出入口所需要的一小时，结果只剩下六小时，这六小时究竟能在东名公路的什么地方跑个来回，带着这个问题，茨木署询问了交通机动队的高速公路巡警。
巡警答复说，由于夜间开车视野受到限制，历以不能开得很快，技术高超的驾驶员充其量也只能在丰川出入口跑个来回。
东京出入口到里川出入口的距离是二百六十九公里，往返五百三十八公里。用六个小时跑完这些路程，必须保持每小时八十九。六公里的速度。
在这段时间里，一直保持将近九十公里的高速，必须有相当高的技术和足够的体力。
东京出入口到距离发现大泽尸体地点最近的名神茨本出入口有五百一十一。八公里。其路程的一半大约为二百五十五。九公里，交通机动队推断的到丰川出入口距离处二百六十九公里，这和侦察总部的推测相当接近。
真是一点不错，丰川是个得天独厚的好地点。
以那须为首的丸之内警察署的侦探们根据交通机动队的介绍，进一步肯定了自己的推断。
七月二十日，侦察总部将猪原作为参考材料提供人，传讯他到丸之内署。当然，在参考材料提供人这个名词上要加上“重要”这个字眼。
所谓的重要参考材料提供人，和“特殊逮捕”一样，都是警察们为自己的方便而发明的手段。实质上，这和嫌疑犯没什么两样，只不过目前申请逮捕证的条件还不充足，因为不担心逃亡及销毁罪证，所以作为参考材料提供人能在自由的处境中接受审查。然而这只不过是温和的说法，无非是在表面蒙上点儿装饰罢了。
猪原没有带辩护律师，他独自一人轻松地来到丸之内署。
那须亲日在丸之内署的审讯室里会见了他。
虽然这是几个月后的第二次见面，不过，这对他们来说，并不是什么令人思慕的会见。
“请原谅我直率地提问，您是否认识是成友纪子女士？”
那须开门见山地提出了问题。他全神贯注地观察着猪原的表情，因为通过对方的反应可以抓住宝贵的证据。
“认识，而且很熟悉。”
猪原十分坦然地承认了。那须感到自己所期待的东西将要落空了。
“在什么地方相识的呢？”
“在她结婚以前，曾一起加入过某航宝俱乐部。”
猪原回答得十分痛快。这是出乎那须意料的。如果二人之间存在同案犯关系的话，这些关系一般不会病痛快快地说出来的。
“您说很熟悉友纪子女士，请问能达到怎样的程度呢？这可能涉及到您的私生活，对不起，请在您认为不妨碍的范围内谈一谈吧。”
“这没什么。”猪原掏出一支香烟，点着后，深深地吸了一口，然后长长地吐了一口气，似乎不愿意回忆痛苦的往事。
“我曾想过让她作为自己的妻子。我也向她求过婚，但相互之间都存在着复杂的家庭因素……”
猪原的脸上露出凄凉的表情。
“是她拒绝的吗？”
那须毫不客气地问道。用这种方式询问本来就是不礼貌的。然而那须这时已顾不上那么多了。
“不，不是这样的。我们两家有些情况不允许我们结婚。”
猪原十分干脆地否定了。
听他的口气，这并非完全是出于自尊心，而是真的存在着某种复杂的原因。
“和我们平民百姓家庭不同，有些事情真是令人不可思议呀。”
那须的话并非挖苦。和自己爱的人结婚遭到父亲的干涉，是因为在地道的人间交往中，纠题着权力、财产这样的“夹杂物”。此时他对应前这位公于也油然产生了几分同情。
“最近您和夫人离婚了，没有考虑今后再结婚吗？”
那须认为这种离婚也可能是由于其父去世，而对那些“夹杂物”的反抗。
“考虑过，因为我并不打算永远过这样的独身生活。”
“那么，是成友纪子女士不能作为考虑的对象吗？她也刚刚失去丈夫。”
那须预料对方可能会生气，但还是毅然决然他提出了这个问题。在他的质问中暗示着，二人是否为了排除达到结婚目的的障碍而各自除掉了自己的配偶。
“当然想过。不管怎么说她还是我曾经受过的女人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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