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能吗？”据井确认道。
“除非把他弄疯，情况或许会不同。与此相较，还不如去找伊达屋的老板，他的目击证词如何？他一会儿说曾在现场附近看到过恩田，一会儿又说没看到，证词颠来倒去，前后矛盾。现在他说看到还是没看到？”
“伊达屋那条线不行。他上周去世了。”
“去世了？”吉敷失声叫道。
“是的，去世了。”
“那么，他最后的证词……不对，应该是调查报告，是怎么写的？究竟看到过还是没看到？”
“说是看到过，不过估计法院也不会采信他的证词。正如你所说，颠来倒去，前后矛盾，完全没有半点可信度。我们也曾恳求过他，如果他还活着应该会同意。但反过来说，这算是我们所能尽的最大努力了——让法庭不要采信伊达屋的证词。”
“已经是你们所能尽的最大努力了吗？”
“是的。”
怎么会这样？吉敷心想。沾血外套不行，现场的沾血指纹也不行，而曾经说案发当日在现场附近看到过恩田幸吉的目击证人，也在留下“看到过”的证词后身亡。除此之外，被告还留有一份自供。一审二审时都伏法认罪，未就事实部分展开过争辩，却在终审时翻供。审请会被驳回完全是理所当然的事。现在这样，怎么可能通过重审申请审查？
“你们打算怎么打这场官司？”吉敷问道，内心一阵焦躁。他们的想法真是天真，恩田这边的阵营里，每一个人的想法都太天真。像玩家家酒一样去打官司，怎么可能有半点胜算？
“我说过的，我们准备找峰胁先生……”
“峰胁那边想都别想！”吉敷不由得拔高了嗓门，“别看那家伙如今已经是个老头儿了，却强硬得像石头。除非你们打算把他的一条胳臂拧下来，否则想都别想，而就算你们真的把他的一条胳臂拧下来了，他也未必会说实话。”
据井默然不语。
“他还曾因抓获恩田受过表彰。这样一来，他就更不可能说出当时的实情了。再说，这种事关系到警方的整体威信，警局也会设法阻止他作证的。威胁他一个人都是白费心机，警察可比法院更要面子。”
据井点头。
“一审和二审时，没有围绕犯罪事实展开过任何争辩吗？”
“没有。”
“不是有证人作证说案发当日，曾看到恩田在北上川边杀鸡吗？”
“是的。”
“有没有找到能够证明这一证词的目击者？”
“没找到。报告上也没提到过。”
“你们有没有调查过？”
“恩田先生说当时有两个小孩曾经看到过那一幕。”
“这我知道。我问的是你们有没有去调查过那两个孩子？”
“没有。毕竟那已经是四十年前的事了。”
话是这么说，但吉敷身为刑警，总觉得这种事至少该稍微打听一下。只要前进，就一定会有所斩获。如果从一开始就撒手放弃，肯定会一无所获。吉敷不想埋怨律师，他知道律师的工作很忙。而且律师的费用都是一次性收取的，实际的工作量由各人自行裁量。也就是说，工作越热心积极，平均下来每小时获得的酬金反而越少。如果不必四处奔走，只用看看资料，在法庭上辩论一番就能搞定的话，他们就能同时处理多起案子。从结果上来说，收入就会大大提升。他们也要养活妻儿老小，支付事务所的房租，吉敷知道这很不容易。可如果换作他们来当刑警，估计绝大多数案件都会无疾而终。
“没有任何人能证明当时恩田在北上川边杀鸡吗？”
“没有。”
“就只有他太太吗？”
“他太太虽然这么说过，但不管是一审还是控诉审，她都没在法庭上作过证。”
这么说倒也没错，当时的辩论焦点是精神鉴定，作为妻子是不可能说出那种话来的。如此看来，查阅公审报告果然是毫无意义的举动，上边没有半点量刑材料。
“前方的路可真说不上光明啊。”吉敷直言不讳。
“恩田幸吉明明是清白的，却没有任何可以证明的证据。”
“话虽如此，对方的情况也一样。”
不，情况完全不同。对方手里有恩田的口供，这边也得拿出能与此抗衡的东西来才行。正因如此，虽然明知困难，律师却依旧想去恳求峰胁，这样的想法不难理解，但吉敷还是觉得应该另做打算。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对方的处境与我们并不相同，敌人已领先我们半步。如此下去，我方是毫无半点胜算的。我记得还有另外一通目击证词，说曾在现场附近看到过恩田幸吉。”
“啊，那是小孩说的，没什么可信度。”
“但后来不是作为证据采信了吗？”
“话是如此，可那是两个孩子说的。而且一审出庭时没有说，控诉审时才第一次说曾经看到过。是检察官提出的证人。”
“那一审为什么要传唤他们出庭呢？”
“因为他们是河合民夫及其女儿弘子尸体的第一发现者。”
“哦，是这样啊。”
“是的，法庭原本是把他们作为案件第一发现者传唤的。案发当日，兄弟俩正巧在姬安山里玩耍，偶然发现了河合民夫与弘子父女的尸体，便徒步下山报了警。一审出庭的时候，他们只说了发现尸体的情况，除此之外没多说什么。可到了控诉审的时候，他们突然又说曾经看到过凶手恩田的身影。”
“原来如此，是补充说明啊。”
这是常有的事。一旦遇到证据不足的情况，检察方会这样进行补充。
“当时那两个孩子几岁？”
“我记得一个十岁，一个七岁。请稍等片刻。”
据井站起身来，走到屏风后面的房间——那应该是他的个人办公室。
没过多久，据井拿着一本有黑色硬皮封面、看起来像账本似的资料夹走了回来。
“哥哥生于昭和二十二年（一九四七年），弟弟生于昭和二十六年（一九五一年），由此推算，案发时两人确实分别是十一岁和七岁。哥哥的名字叫藤仓一郎，弟弟叫次郎。”
“什么？”吉敷不由得失声叫了出来，向前探出身去，“是藤仓一郎和次郎兄弟俩？这是真的吗？”
第五章 陌生的娼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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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敷大吃一惊，半晌说不出话来。这一瞬间所感受到的，除了因缘、巧合这类以外，还有一种莫名的不祥预感。
“怎么了？”据井问道。
“没什么。您是否知道藤仓一郎、次郎兄弟俩眼下的情况？”吉敷说道。
“不太清楚。”
果然还没调查过，吉敷心中暗自寻思，不知藤仓兄弟眼下被收监关押的事，是否会对恩田案件产生什么有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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