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装出毫不知情的样子，逃出了警局。一枝家虽然距我家颇有一段距离，但是如果我事前即得知消息，理当先到现场调查。因此，我不敢细读报纸的内容。
据报载，一枝的尸体是二十四日晚上八时许发现的，也就是我下班回到家以后的事。最让我惊讶的是一枝死亡推定时刻。如果说是二十三日晚上七到九时之间，正好是我和她在一起的时间。虽然我一向粗心，记不得正确的时间，然而我记得在距上野毛不远处遇到她时，大约是七点半，或是再晚一点，不过绝不会超过八点。既然那个时候一枝还活着，在那之前更不成问题，然后我送她回家，等我从她家出来时，大约是八点四十五分或八点五十分。
根据研判，凶手可能是一个小偷。这个小偷在一枝面向梳妆台时，击毙一枝。从时间上推算起来，那个凶手极可能和我擦身而过，也可能一直躲在屋子里，等我和一枝燕好过，我离开之后，在一枝坐在梳妆台前，梳理散乱的头发时，下手杀了一枝。
这个案子里，最令我忐忑不安的，就是警方研判一枝曾经被强暴，还查出强暴者的血型为O型。而我的血型的确是O型。
回到家以后，我也不敢再看有关这个命案的消息。报纸对于一枝命案的报导，不像阿索德命案那样大篇幅，所以我也不清楚报纸如何报导一枝的命案。但是，我想报纸应该没有报导一枝曾被强暴之事。我之所以知道，是从警察局里听来的。
尸体身上的和服，和我看到的一模一样；被当作凶器的花瓶，也确实放在那间屋子的桌子上。只是，没想到她竟然已经三十一岁了，她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也许是为了诱惑男人，而刻意打扮吧！当时，我心满意足地拥抱着她，事后，她隔了一扇纸门在隔壁梳头发，谁知道就此香消玉陨。
我很同情这个和我有一夜情的女人，也对杀人的凶手相当愤怒，不过，由于辖区不同，我也没理由公然参与侦办这个事件。
就这样又过了几天。四月二日我突然收到一封限时信，上面写着竹越文次郎亲启，邮戳是四月一日，寄信处是牛进局，一开头就写着：看完之后，请立刻将此信烧毁，一切依指示行事，请谨记于心！
信的内容大致如下：
我们是为皇国之利益而行动的地下组织。关于三月二十三日发生于上野毛的金本一枝命案，我们已掌握确实的证据，证明是阁下所为。阁下身为治安人员，却知法犯法，实在令人深感遗憾。阁下的罪行本该被绳之以法，但有鉴于目前时局动荡不安，我大和民族自应团结一致，不宜自相残杀。故特赐下一戴罪立功之机会，以赎前愆。
此任务之具体内容为：处理六具女尸。这些少女均是中国间谍，虽已处刑，却不能公开。因为一旦引发中日战争，后果堪虑，故不得不故布疑阵，使世人误认为这是一般民间的无头怪案。因为本组织之人员无法出面，也不能使用本组织之公务车。希望阁下能自行调度车辆，在指定的时间内，依照指定的方法，到指定地点，遗弃此六具尸体。另外，请阁下了解：一旦事迹败露，你和本组织毫无关系，一切责任均由阁下自行负担。
六具尸体已置于阁下犯案的金本一枝住宅的仓库，行动期限为四月三日至四月十日。希望阁下在夜间行动，并且严禁向当地人问路，原则上也不准在餐馆逗留，不要留任何痕迹。此事攸关阁下生死，请牢记于心。随函附上一张地图，也许资料不够充分，但希望阁下能及时完成任务。
就记忆所及，那封信的内容大概是这样。我当然大吃一惊，可是直到那时才发觉，要是有人指证我是嫌犯，我也很难找出有力的证据，来洗刷自己的冤屈。
不管我和一枝一起进入她家，以及从她家出来时，是否有人目击，一枝的死亡时间 推定是七点到九点之间。我是七点半到她家的，当时她当然还活着。然后，我离开时大约是八点四十五分到五十分。换言之，那段关键时刻的大半，我都和一枝在一起。我被冤枉的可能性仅仅只有九点之前的这十分钟而已。更何况死掉的一枝体内，还残留着与我燕好的证据，只要警方传讯我，就会认为凶手是我吧！我在绝望之余，隐隐感到自己的警官生涯已接近尾声了，唯一的补救之道，就是依照这个地下组织的指示，圆满达成任务。
我知道当时的确有某些秘密组织的存在，对我这种低阶警官来说，他们几乎不像是现实生活的人物。但是，要是他们的组织十分严密，相心必不至于言而无信。更何况，他们既然一连杀了六名少女，应该也会极力隐瞒吧！
我继续看信，却又吓出一身冷汗。本以为只要把尸体丢在一个地方就好了，没想到却必须把尸体散置于日本各地。
这件任务相当艰巨，即使通宵工作也无法在一天之内完成。信上除了指定各具尸体的遗弃地点之外，连行程的顺序，以及洞穴的深度也有详细的说明。幸好信中不只写出弃尸地的地点，还画出地图，注明在某座矿山附近。要是没有这些说明，我想我根本找不到那些地方。但是，我又同时觉得拟定这个计画的人，一定也没到过这些地方，否则他应该把地图画得更仔细才对。
为何要如此大费周章地把尸体散置各地？我至今仍然百思不解。不过，也许是为了制造悬疑气氛，而故布疑阵吧！只是，我无意中发现了她们的身体被切断一部分的理由。因为，这么一来，正好可以把她们放在我的凯迪拉克车的后座，否则就很难办了，我想应该是为了运尸方便起见。
第二天，我几乎什么事都没做，只是一个劲儿地胡思乱想。我根本没有杀人，为什么要冒这么大的风险，才能保住性命呢？不过正如前述，所有情况都对我十分不利。尽管我没有杀人，然而和一枝做爱却是事实，如果要证明，就不得不供出这段事实，而这段事实却足以使我背上败坏警纪的罪名，受人唾弃。到那时，不但我的名字会上报，也会害家人蒙羞，甚至走投无路。
说起来真是不可思议，当时我内心竟然燃起一股求生欲望。也许，在人生的旅途中，每个人都会面临一次生死关头的抉择吧：我才三十岁就担任侦查组长，家中又有娇妻稚子，绝不能轻易被打倒。于是，我下定决心了！
昭和十一年时，不但我没有自用车，就连周遭那些收入比我高很多的同事，也没有人拥有私人汽车。局里虽然有公务车，可是这件事并非一、两天即可完成，所以也不能向局里借车。
左思右想之后，终于想起一个因犯诈欺罪而认识的建筑商，由于地暗中经营不法事业，所以对我极力讨好。事后回想起来，若不是和他有这段渊源，运尸的交通工具就没有着落了。
至于警局方面，由于我是个从不休假的模范警员，所以只编了一套谎言，说太太染病，想送她到娘家附近的花卷温泉疗养，就轻易得到一周休假。其实我的东北之行并非谎言，我打算旅程途中在花卷小憩，并买些当地的土产分送同事。四月四日早上，我对太太说即将远行，要她做三天份的饭团。四月五日是星期天。由于时间相当紧迫，于是我四日半夜即启程，先到一枝家里运出两具尸体，然后往关西的方向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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