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像轰炸机一样扑向曼侬，将她推倒。她的身体像被钉在了窗框上。尽管如此，她仍然死死握住手枪开了一枪，却只射中了黑夜的空气。我扑过去抓住她的双手，立刻感觉到了她体内的力量，简直像在用扫帚制服一条凶猛的眼镜蛇。我成功地控制了她握枪的手腕，但她的另一只手剧烈挣扎着企图挣脱我接住枪。几秒钟以后，她将手伸向我的脖子，猛地掐住我的喉管，我几乎窒息。我本能地去掰开卡在脖子上的手，她抓住机会攻击我的上臂，又一波剧痛让我的右臂几乎断掉，随后她又攻击我身体的一侧，使我摇晃着倒向一边。
在我恢复意识之前，这个毒蛇一般的女人已经将我击垮。她用膝盖踹了我几下，坐在我肚子上。
我们四目相对，只见一道血从她的额角流下，头发凌乱不堪，黑色的眼睛里燃烧着怒火。
“再见了，狗娘养的。”
我从半睁着受伤的眼睛里看到了她的枪口。我只能徒劳地伸着脖子，迎接枪声。然后一切就这样结束，就像我梦里发生的那样。皮特·哈珀的一只眼睛被打穿了，脑浆飞溅在他在爱尔兰海滩上美丽房子的地板上。父亲明天读到的报纸将正如我之前所预见的那样。被床单裹起来的尸体犹如巨大的白色幽灵。父亲应该又会喝酒、抽烟，做所有激怒母亲的事情。他可能不会活太久了，某一天他会发现躺在铁轨上的意义。
一切都结束了，在这个暴风雨的夜晚。在海滩上奔跑的玛丽，坏掉的栅栏，四个凶手和他们的商务车，胖子汤姆的刀，山丘上的意外，棚子，斧头。而关于我本人的死亡则有三种不同的方式：一次罕见的自然灾害，被刺死，或者头部中枪。
“别动!你这狗娘养的!”一个声音传来。
是朱迪。她已经站了起来，双手握着壁炉的拨火棍。她刚刚结束高尔夫挥杆训练，拨火棍正处于击球的最高点，而现在这个球就是曼侬的脸。曼侬张大嘴看着她。她想要抬手瞄准朱迪，但朱迪动作更快。她用尽全力将拨火棍砸向那个蛇蝎女人的脸。我无法形容什么被打破了，因为曼侬的脸满布鲜血，像一个装了死鱼的口袋一样撞向地面。
当我站起来并拥抱朱迪的时候，我发现她全身都在哆嗦，死死地盯着曼侬。
“我杀了她吗?”她抽泣着问。
“我希望是这样的。”
玛丽躺在地上，嘴和眼睛都张着。
朱迪跑出去叫救护车，尽管车离我们还很远，很远。在风的嘶鸣中，依稀已能听见几声警笛。
10
两天以后，正在土耳其中部旅行的克莱姆在手机终于有信号的时候几乎同时收到了两条短信。一条来自荷兰驻爱尔兰大使馆的随员乔斯特·莱沃特，短信中请克莱姆尽快与她联系，这是事情发生的前一晚所发，那时我在家里失去了理智并被送到了医院;第二条短信是我发的：“你必须尽快赶到多内加尔，这里发生了一些可怕的事情。”
他们乘坐从伊斯坦布尔到德里的航班，从伦敦转机，几乎没有喘息的时间，在第二天下午四点左右赶到了邓洛伊医院。尽管有我给她每次转机的时候发的短信，以及去机场接她的使馆官员一路安慰，克莱姆仍然面色苍白如纸。
帕特里克·哈珀几小时前就到了，他坐了在都柏林生活期间最贵的一次出租车(他总算是成功离开他在自由街的家了)并在当天上午赶到了邓洛伊。
在这十多个小时里，记者、警察以及好奇的人们将医院围得水泄不通，我父亲对此紧张万分，觉得处境可能比想象的更糟糕。在确认儿子和孙子孙女都安然无恙后，他控制了形势，仿佛重新当上了车站主管一样：照料孩子们，与《城市日报》的记者们谈话，有条不紊地处理各种麻烦并且让它们远离我们的病房。克莱姆出现的时候，他是头一个跟她解释的人：“发生了枪击案，几个人袭击了皮特的家，但是孩子们都躲在海滩上的岩石那边，直到天亮的时候才被找到。他们着了凉，有几处划伤，但状态还好。”
克莱姆扑向孩子们，足足拥抱了五分钟，反复检查他们每一寸皮肤和头发，不停地亲吻他们。
“是杰普报的警。他说我们必须离开，朱迪第一时间就知道了，她让我们从后门离开。”在尼尔斯和我父亲诧异的注视下，贝阿特丽丝告诉她妈妈事情的经过，她仍然在抽泣着。“但到了那里，她跟我们说一分钟后就回来。杰普和我藏在沙丘下面。杰普疯了一样拽我，说我们必须躲进岩石里的洞里。我们在那里待了一会儿，后来听到几声枪响。我开始哭，以为他们杀了朱迪，但是杰普没让我出去。最后我们看到有人朝我们走过来。是爸爸。”
中午的时候，克莱姆和尼尔斯出现在我的房门口，他们脸色蜡黄，看上去这两天没怎么睡觉。从某种程度上说，我很高兴见到他们。我很感激尼尔斯没有待在房间外。他进来了，握住我的手并问我感觉如何。我说还行。上一次见他的时候，我还往他嘴上打了一拳，现在却是我断了两条肋骨，嘴也裂开了。这简直是个黑色幽默，我们三个都笑了。
“可到底发生了什么?警察没跟我们说太多。他们只说你邻居家里发生了枪击，有人想打劫这里。一个新闻发言人说有人开了几枪，你的邻居们都受伤了……”
所有人都想听故事，但故事实在很难讲，况且我还担心着别的事情。
有人知道里奥或者玛丽怎么样了吗?我只记得在最后生死一线的时刻，警察和救护车到了，朱迪把玛丽的伤口压住止血，我跑去海滩上找孩子们。我们回来的时候我看到两个女人都被送上了救护车。玛丽看上去很不好，脸色像月亮一样苍白，口鼻部罩着塑料的氧气罩。我们还没来得及说什么救护车就飞速开走了。我看到在“比尔之齿”最高处有警灯往里奥家的方向移动。我把他留在了他家客厅的地板上，他身上有两处枪伤，到现在都没人告诉我他是否还活着。
爸爸出去问了几个问题，回到房间后告诉我里奥他们不在邓洛伊医院。“他们被转移到别的地方去了，我不知道是哪里，也不知道原因。”
我的疑问并没有得到解答。
“听说你那天下午还在医院，然后遇到了紧急情况，没说一声就走了，对吗?”
这也是一大早就赶到的《城市日报》的侦探们十分感兴趣的话题，“请详尽告诉我们本该在医院过夜的您为什么会出现在小镇里。”
我绝对没有撒谎。我告诉他们我离开是因为我预感到有不好的事情将要发生，我得去阻止。我向他们解释从医院到克兰布朗的整个过程，包括用车载我的那两位看望病人的小伙子和老太太——为了证实这一点，他们联系了医院，也查看了记录。我还描述了在“安迪家”的短暂停留，之后又在朱迪的旅馆借了一辆自行车。一切都可以被证明，甚至包括我在路上遇到的意外，以及那些罪犯抓住我，谢天谢地我得以及时通知里奥和玛丽。他们全都记了下来，但是不停地交换猜疑的目光。“请您再跟我说一下那个预感，您说您是什么时候有这个预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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