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到他们在走廊里跟瑞恩医生和约翰·莱维交谈，那是医院的心理医生。两人都茫然地摇了摇头。我能猜到他们脑子里在想什么：他们没有任何理由怀疑我，但我的故事实在难以自圆其说。
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我的房间门外整日有两个警察看守。这时我终于能和朱迪团聚，我们一起待在病房里，爸爸和尼尔斯在旁边。克莱姆在孩子们做完笔录后带他们出去散步了。克莱姆、爸爸和尼尔斯都被朱迪的勇敢行为折服，并且感激不已。她独自留在房子里直面歹徒，并因此被打了好几下，在眼皮上留下了一道伤疤。然而，所有人都在问同一个问题：“你们是怎么知道他们会来伤害你们的?你们是如何预先知道他们的企图的?”
“我不喜欢他们的外表，”朱迪抓着我的手说，“而且我最近听说了很多事情，比如商店里的盗贼，有人在房主睡觉的时候抢劫、入室盗窃这一类传闻。我只是看到了那辆商务车，还有某些让我警觉的东西。”
“想必是上帝因为你的善良而在保佑你，加拉格尔小姐。”父亲说。
那些警察似乎对这个故事满意得多，可能是由于朱迪天使般的脸蛋——脸上还装饰着几条塑料软管，最后说服了他们。
后来我知道瑞恩医生、莱维和考夫曼共同出具了一份关于我“预感”的报告。他们将此判定为一次帮助我对袭击提前预警的“幸运的”巧合。“当然，这与现实是完全无关的。”报告中还提及了我曾拜访邓洛伊警察局，以及与席亚拉·道格拉斯警官的会面，她为我作了证：“他当时千真万确担心家人的安全。我当时觉得他简直是个妄想狂。但可能那个预感救了他一命。”
“这是个案。”一位邻居在当天下午的爱尔兰广播公司的新闻里如此说，“在那之前，从未听说发生过类似的事情。有人说是一伙东欧人。很显然，那些警报器贩子的话不是空穴来风。那是真的，我们偏僻的小区需要更好的保护，或是能做到像哈珀先生那样未雨绸缪。如果您问我的意见，我表示很高兴，今天这世界上少了四条恶棍。”
天黑时分，其他警官也来了，他们告诉我里奥和玛丽已经被转移到德里医院。他们还活着，虽然玛丽正在做手术。
“她有生命危险吗?”
“明天才能知道。现在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我想跟您核实一下里奥的一部分口供……”
一共有四具尸体，所以要解释四位死者的死亡过程，一直到半夜他们才还我们清静。
第二天事情又出现了变化。警察消失了，据说有“最新消息”。
他们还告诉我，玛丽已经脱离了危险。“她现在非常虚弱，但情况在慢慢好转。”
我们可以回家了，但接下来的几天还不能离开这个国家，因为我们还得应付更多的问题，比如去一趟法院。
克莱姆和尼尔斯多留了一天，直到朱迪和我收到出院通知书。我坚持让他们将孩子带回阿姆斯特丹，尽快离开那座房子，好让他们忘记这一切。我向他们保证我很快会回去。
“爸爸，你保证?”
“我向你保证，我的女儿。一旦解决了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我就回阿姆斯特丹看你们。”
出租车在朱迪的旅店旁等着，我十分不舍地与他们分开。半个镇子的人都来了。贝阿特丽丝和杰普在多内加尔度过的这个短暂而充实的夏天中结交的一些朋友也来向他们道别，带着准备好的鲜花和礼物。劳拉·奥洛克、道格拉斯太太还有费根酒馆大半的员工都来了。大家围在一起，没有问我太多的细节。官方的故事版本是：“劫匪在多内加尔企图实施暴力抢劫的过程中死亡。”朱迪和我不去纠正它。
听说那些卖防盗警报器和自卫小刀的贩子由于这件事赚得盆盈钵满。杜兰开始在花园里卖移动传感器和假警报器。“安迪家”的小姑娘面带紧张的笑容上了电视，她说四名劫匪让她不安。他们喝了四杯浓缩咖啡，其中一个还把一包烟忘在了桌上。她认为那是几个白种人，但她也不确定……至少她的陈述打消了人们针对我的一些怀疑。她说那天晚上她看见我进了加油站，我向她打听了几个人，然后急急忙忙走了。
在7月21日星期天的《爱尔兰时报》上的一个小专栏里，警察局说明了他们“严肃的”怀疑。他们怀疑劫匪属于一个“盗贼团伙”，并说国际刑警组织已经着手配合这个案子，很快会有新的消息。
而那些新消息再也没有被公布过。
父亲又待了一个星期，他跟朱迪和我一起住在旅馆。这位脾气暴躁的老人如重获新生般一夜之间变了个人。他为我们准备早餐，不让朱迪在店里工作。“让我来吧。你们什么都别做。”我想他的生活唯一需要的只是一个任务。我很高兴再次看到坏脾气的他，尽管一周结束后我说服他回了都柏林。我向他保证我很快会过去。
与此同时，我们依然没有里奥和玛丽的消息。我打电话给德里医院，被告知他们已经不在那儿了。“那位女士已经痊愈了，并且在两天前坐上一辆去往都柏林方向的救护车离开了。”她的最终目的地是哪儿?没人知道。
她的手机停机了。我向警察们求证，他们告诉我里奥和玛丽已经去都柏林为法庭作证，并与那边的美国使馆工作人员取得了联系。这个案子好像已经“转交”了。
“转交给谁了?”
“我没注意，哈珀先生。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两件事：你遇到的袭击并不是如新闻所说的普通的犯罪;他们不是小偷，而您的这两位朋友也不是什么普通人。”
又过了一个月，小镇相对归于平静。我仍然和朱迪住在旅店里。我家和里奥家仍由于警方的搜查而被封锁。里奥和玛丽仍毫无音讯，连一个电话也没有。
8月26日那天，两栋房子解除了封锁。伊莫金·菲茨杰拉德帮我处理了文件，让我得以在不交罚金的情况下废止租赁合同。此外，她还负责与保险公司的专家合作，联系了一群清洁工在几日内将房子恢复正常。她还帮我联系了一家国际搬家公司。9月15日我把钥匙交还她，告别了克兰布朗。
关于阿姆斯特丹，朱迪什么都没说，我尊重她的沉默。我们仍然受着伤，身体虚弱。许多个晚上我会号叫着惊醒。汤姆出现在我的床边来复仇，我的斧子仍嵌在他的头上，将他的神经系统切成两半，让他抖动着嘴巴，眼睛骨碌直转……现在是朱迪将我从梦魇中唤醒。她抱着我，甜蜜地亲吻我的脸颊。一两个小时后我才能再次入睡。
9月8日，我在事情发生后第一次回到那里。朱迪坚持要陪着我，但是我告诉她我想一个人去。我需要一个人去。
那是个灰蒙蒙的早晨，下着雨。我去了特雷莫雷海滩。栅栏被绳索重新固定，看到它时，我还是冷不丁打了个寒战。
我绕着房子外面走到后院，停在当时汤姆倒下的地方。看看是否有人把他装进塑料袋带走了。伊莫金的清洁工给化粪池的排水沟竖了一块用红漆涂的黏土牌，也许是为了遮盖去不掉的血迹。在陌生的墓碑前，并没有人为他的灵魂祈祷。我呆呆地站在那里，想着那一夜。头骨分裂成两半的声音仍在耳边回响。你自找的，哥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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