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背后响起一阵男性的嘈杂对话，有人播放兰迪·特拉维斯[1]的歌曲。
“看来你们玩得很开心，”我淡淡地说，“拜托明年也别邀请我。”
“真是群野兽，”他咕哝着，“每次都把我家喝得精光，玩牌还作弊。不要问我为什么找他们来。”
“这些案件的作案手法非常特殊。”我试图冲醒他的醉意。
“好吧，”他说，“如果这家伙是在都柏林起的头，也许我们该锁定爱尔兰人。我觉得你最好尽快回来。”他脱口而出，“看起来我们必须去趟匡提科了。你告诉本顿了吗?”
本顿·韦斯利是联邦调查局儿童绑架与连环杀人犯调查小组的组长，我和马里诺是该小组的顾问。
“还没来得及告诉他。”我回答得有些迟疑，“也许你可以向他提一下。我会尽快赶回去。”
“最好明天就回来。”
“我在这里的演讲还没结束。”我说。
“全世界没有一个地方不需要你去演讲。你光演讲就可以了，什么都不必做。”他说。我知道，他又要开始探究我的心事了。
“我们把暴力输出到别的国家，至少也该将我们多年来研究犯罪案件所得的经验传授给人家……”我说。
“演讲不是你留在那个妖精[2]国度的真正理由，医生，”他像拉开易拉罐一样砰地打断我的话，“你清楚得很。”
“马里诺，”我警告他，“住嘴。”
但是他毫不理会。“自从韦斯利离婚，你就尽可能找各种借口溜到城外沿着黄砖路[3]晃荡。现在你不想回家，只因你不愿面对现实，看看自己手上的机会并加以把握。让我告诉你，你不如立刻打个电话，或者干脆放手……”
“我知道。”我温和地打断他出于醉酒的好意，“马里诺，别熬夜。”
法医办公室位于斯铎街三号，正对海关大楼和中央巴士站，靠近码头和利菲河。这是一栋小巧的老旧建筑，一条窄巷通向它沉重的黑色后门，门上漆有白色的大写“停尸间”字样。我登上台阶，在乔治王朝风格的入口处按了门铃，茫然等候。
在这个冷冽的星期二清晨，树木已显秋意。我睡眠不足，眼睛灼热，脑袋沉重，对马里诺在电话里说的话感到不安。
“嗨，”管理员爽朗地迎接我进门，“今天心情还好吗，斯卡佩塔医生?”
他叫吉米·肖，年轻的爱尔兰人，火红的头发像红铜常春藤，眼睛像碧蓝的晴空。
“已经好多了。”我坦承。
“呃，我正在煮茶。”他说着把门关上，我们沿狭窄昏暗的长廊走向他的办公室，“看来你需要喝杯热的。”
“太好了，吉米。”我说。
“至于我们的医生，她的验尸工作应该快结束了。”走进局促的办公室时他瞟了一眼手表，“她一会儿就来。”
办公桌上搁着一本大大的有关法医验尸的书，用厚重的黑色皮质封面装订。我来之前他正边吃吐司边看好莱坞演员史蒂夫·麦奎因的传记。他将一杯茶放在我伸手可及的地方，没问我要加什么，因为他己十分了解我。
“吐司抹果酱?”他一如往常地问道。
“谢谢，我在旅馆吃过了。”他在办公桌前坐下时我照例回答。
“我可会照吃不误。”他微笑着戴上眼镜，“那么，我再重复一遍你今天的行程。早上十一点有一场演讲，下午一点还有一场。两场都在学院举行，旧病理学大楼。每场大约会有七十五名学生参加，也可能更多，我不确定。你太受欢迎了，凯·斯卡佩塔医生，”他欢快地说，“或者因为美式暴力太有异国风味了。”
“这好比说瘟疫也有异国风味一样。”我说。
“这个嘛，我们实在很难不被你的见闻吸引。”
“这正是我担心的，”我友善却颇觉担忧地说，“别太入迷了。”
电话铃声打断了我们的谈话，他拿起听筒，因电话接得太多而有些不耐烦。
他倾听了一阵，唐突地说;“是的，是的，目前我们没有这类采购计划，我得过段时间才能回复你。”
“我盼望有一台电脑盼了很多年，”他挂断电话，抱怨道，“预算状况这么糟糕，有钱才怪。”
“永远不可能有钱。死人又不会投票。”
“这倒是事实。那么，今天的演讲主题是什么?”他很想知道。
“性侵害凶杀案，”我回答，“尤其是DAN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你感兴趣的那些肢解案，”他啜着茶，“你认为是性侵害凶杀案吗?这会不会是凶手的动机之一?”他眼神中闪着好奇。
“当然是部分因素。”我回答。
“可那些受害者的身份还没得到确认，你又怎么知道呢?凶手会不会只是以杀人为乐?例如你提过的山姆之子[4]?”
“山姆之子的行为也带有性侵害成分，”我说着四顾寻找我的法医朋友，“你知道她什么时候会来吗?我恐怕没太多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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