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又瞥了眼手表。“你可以去找她。我猜她可能直接去停尸间了，刚接到一个案子。死者是年轻男性，疑似自杀。”
“我去找找她。”我站了起来。
走廊入口附近是死因调查法庭，正式开庭之前非自然死亡案件的死因调査都在这里进行，包括工业和交通意外、凶杀和自杀案件，还有照相手续，因为按照规定爱尔兰媒体不许刊登太多案情细节。我钻进一个空荡冰冷的房间，里面摆着几条上过油漆的长凳，墙面光秃秃的，几个男人正将一些资料塞进公文包。
“我找法医。”我说。
“大概二十分钟前她就离开了，可能有约会吧。”一个人说。
我从后门出了大楼，经过一个小停车场向停尸间走去，一位老人正从那里出来。他似乎迷了路，困惑地四下张望，差点绊倒。他望了我好一阵，好像我会给他答案。我为他感到心痛，他来这里不会有什么快乐的理由。我目送他匆匆走向出口，此时玛格丽特·弗利医生忽然从他身后冒了出来，顶着一头灰白的乱发。
“上帝!”她几乎向我直冲过来，“我刚转身他就不见了。”
那位老人打开铁栅门，离开了。弗利缓步穿过停车场，关上门并且重新上闩。她向我走来时几乎喘不过气，差点被石径上的一处隆起绊倒。
“凯，你来早了，还跑来这里。”她说。
“是亲人吗?”我问。
“死者的父亲。还没确认身份就跑掉了，甚至没等我掀起盖布。把我一整天都给毁了。”
她领我走进狭小的砖造停尸间，里面摆着几个可能属于医学博物馆的白瓷验尸台和弃置已久的旧暖炉。空气冰冷，除验尸用的电锯外没有任何现代化设备。从不透明的天窗透入的暗淡的灰色微光，只够照亮那令一位父亲不忍目睹的覆盖着尸体的白纸罩。
“这个环节一向最为艰难，”她说，“谁都不该到这里来认人的。”
我跟着她进入一间小储物室，帮忙拿出几盒注射针筒、口罩和手套。
“是在谷仓的横梁上吊死的。”我们忙活时她说，“他一直在接受针对酗酒和忧郁症的治疗。很多人和他一样，失业、女人、毒品。不是上吊就是跳桥。”将配备品放进一辆手术推车时她瞥了我一眼，“感谢上帝，我们没有枪械，尤其我这里又没配备X光机。”
弗利身材纤细，戴着老式厚框眼镜，偏爱斜纹软呢服装。我们是多年前在维也纳的一场国际法医科学会议上认识的，那时女性法医病理学者非常少，尤其在国外。我们很快成了朋友。
“玛格丽特，我必须提早回美国，”我深吸一口气，环顾四周，有些恍惚，“昨晚我没睡好。”
她点了根烟，盯着我。“我可以把你要的资料拷贝一份。你什么时候走?照片可能得等几天，不过我可以寄给你。”
“只要一想到这类凶手还逍遥法外，就不免觉得刻不容缓。”我说。
“很遗憾他成为你的负担。我本来还指望经过这些年他会洗手不干呢。”她抽着浓烈的英国烟，愤愤地弹了下烟灰，“我们休息一会儿吧。我的鞋子开始变紧了，脚肿的缘故。站在这种该死的硬地板上，脚很容易酸痛。”
休息区是角落里的两张矮木椅。弗利把烟灰缸搁在这里的一张轮床上，两脚搭在箱子上，继续吞云吐雾。
“我永远忘不了那些可怜的人，”她开始谈论连环凶杀案，“第一个被送到这里时，我还以为是爱尔兰共和军。除了爆炸案，我还从没见过那么破碎的尸体。”
我不由自主地忆起了马克，思绪飘回我们热恋的时光。他的身影瞬间浮现，微笑着，眼里闪现的狡黠格外迷人，每当大笑或捉弄人时尤为如此。在乔治城的法学院，我们曾经有过那么多欢乐、争论、熬夜的经历，我们对彼此的渴求无休无止。多年后我们各自结婚、离婚，重新来过。他始终是我生活的主旋律，来了，去了，又忽然打电话或出现在我的门前，拧碎我的心，弄乱我的床。
我忘不了他，始终无法相信伦敦火车站的一次爆炸就终结了我们暴风雨般狂热的关系。我无法相信他死了，无法想象那副景象，因为他没有留下最后的画面供我凭吊。我从未见过他的遗体，也逃避一切可能见到的机会，就像那个都柏林老人不忍亲睹儿子的遗体一样。我忽然意识到弗利在对我说话。
“抱歉。”她重复道，眼神哀伤，因为她熟知我的过去，“我无意挑起令你痛苦的话题。今天早上你似乎心情不佳。”
“你提出了一个相当有趣的观点，”我试着振作精神，“我怀疑凶手极可能是个爆炸制造者。他不在乎炸死的是谁。受害者对他而言没名没姓，只不过是他邪恶而不可告人的信仰的祭品。”
“如果问你一个关于马克的问题，会不会惹你难过?”弗利说。
“尽管问，”我微笑着说，“反正你也不会客气。”
“你去过事发现场吗?重回他遇难的地点?”
“我不知道事发现场在哪里。”我迅速回答。
她抽着烟，一边打量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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