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上帝，你们终于来了。”他们走近时我说。
坚硬的塑料鞋在门廊的木质地板上踏出声响，而他们连自我介绍都免去了，当中唯一的女性成员递给我一套折叠好的橘色服装。
“可能太晚了。”我说。
“穿上总没坏处。”她与我视线相接，看起来不比露西年长，“快穿上吧。”
这衣服像浴帘一样坚硬，我坐在秋千上，把它套在衣服和鞋子外面。我把帽兜连着的护襟在胸前系牢，然后打开腰后的救生气囊。
“她在楼上。”我在嘶嘶的充气噪声中大喊。
他们抬着担架在我的带领下上楼，看见床上的情景时静默下来。
一位专家说：“上帝，我从没见过这样的情景。”
其他人也七嘴八舌地发表意见。
“把她用床单包起来。”
“装袋，密封。”
“床上所有东西，包括床罩，全部得放进高温反应器里消毒。”
“该死，我们怎么办?把这房子烧了吗?”
他们把她包裹好抬起来时，我进浴室收拾起所有毛巾。他们费力地把她滑溜僵硬的躯体从床上移到为救人而设计的携带式隔离袋里，密封起塑料封盖。看起来像氧气帐篷的东西里塞着一袋尸体，这景象在我看来都极具冲击力。他们将担架两端抬起，下楼，来到街道上。
“我们离开后呢?”我问。
“我们会留下三个人，”一人回答说，“明天会有另一架直升机过来。”
我们被一位身穿套装、拿着看似杀虫剂金属罐之类东西的专家拦住。他替我们和担架进行消毒，朝我们喷洒化学药剂，这时围观的人越聚越多。海岸警卫已经聚集在克罗基特的车旁，马丁内斯正在对所有人讲话。我朝他们走过去，他们显然被我身上的防护服装吓坏了，不留情面地纷纷退避。
“这栋房子必须封锁。”我对克罗基特说，“在我们确定适当的处理方式前，千万别让任何人靠近。”
他双手插在上衣口袋里，眼睛眨个不停。
“如果这里有人忽然生病，务必立刻通知我。”我对他说。
“每到这个季节总会有人生病的，”他说，“感染这个感染那个，或者感冒。”
“如果有人发烧、背痛或出疹子，马上联系我或我的办公室。这几位是来协助你的。”我指着小组人员说。
他的表情表明，他不想让任何人留在岛上。
“请你谅解，”我说，“这件事非常、非常重要。”
他点点头。一个小男孩忽然从他背后的阴暗处冒出，牵着他的手。男孩看起来顶多七岁，一头蓬乱的金色鬈发，淡色的大眼睛紧紧盯着我，仿佛从没见过这么可怕的怪物。
“爸爸，外星人。”男孩指着我说。
“达利尔，去，”克罗基特对儿子说，“回家去。”
我朝直升机螺旋桨轰响的方向走去。翻卷的气流使我的脸感觉凉爽，但身体的其他部分却极不舒服，因为这种服装不透气。我从教堂旁边的庭院穿过，螺旋桨强劲地旋转，矮小的松树和草丛迎风折断。
黑鹰的舱门打开，内部灯光亮起，组员们将担架系牢，一如对待活着的伤员。我登上飞机坐在组员机位上，系上安全带，一位专家随即拉上舱门。我们在震耳巨响中升上天空，只能靠耳机交谈，而隔着防护帽兜也根本听不清楚。
我们的服装已经消过毒，组员们却仍然不愿脱掉，起初我对此十分不解，后来忽然意识到，我接触过莱拉·普鲁伊特和之前那具尸骸。除非戴着高效空气粒子滤网防护面罩，没人会愿意和我进行空气接触。我们只好沉默地望着四周，互换眼神或看着我们的病患。我闭上眼睛，静待飞机抵达马里兰。
我想起韦斯利、露西和马里诺，他们对这一切毫不知情，倘若知道一定会非常焦躁。我担心起来，不知下次看到他们会是什么时候，不知我将面临何种状况。我双腿瘫软，脚掌发烫，感觉很不对劲。我不得不担心最显著的症状：发冷、疼痛、发烧引起的目眩和干渴。我小时候曾接种过牛痘疫苗，莱拉·普鲁伊特也接种过，那具躺在冰柜里的女性尸体同样如此。我见过她们的牛痘疤痕，大约二十五美分硬币大小、扩张褪色的疤痕正位于因患病而抓伤的部位。
将近十一点，飞机降落在某个我无法辨识的地方。我一路沉睡昏昏沉沉，睁开眼就回到嘈杂的现实，这种感觉十分突兀。舱门再度滑开，蓝白灯光照亮一栋棱角分明的巨大建筑对面的直升机停机坪。许多窗口依然亮着灯，似乎有人在这样的深夜专门等候我们到来。专家们解开担架，匆匆把它送进一辆货车的后车厢，那位女组员则在一旁陪着我，戴着手套的手搭在我的胳膊上。
我没看见那副担架被载往哪里，只是被引领着穿过街道，上了建筑北侧的斜坡。沿一条走廊走了不远，我们被带往淋浴间，并进行化学药剂消毒。接着我脱掉衣服，再次用热肥皂水冲洗。层架上放着许多刷子和鞋套，我用毛巾擦干头发，依指示将脱下的衣服连同所有私人物品留在地板中央。
过道里有名护士正在等候，她领着我匆匆走过手术室，经过一整排让我想起不锈钢潜水钟的高压锅，空气里弥漫着一股实验室煮沸动物尸骸的恶臭。我将住进二〇〇号病房，病房里有一条红线，警告隔离中的病患不可越过。我望着房间里那张铺着消过毒的毛毯的小病床、风扇、冰箱和悬挂在墙角的小电视，注意到墙上挂着一卷连接供气管线的黄色线轴，门上有个不锈钢开口，餐盘会从那里送进来，并且经过紫外线照射后才会被收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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