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跟他谈了大概两分钟。”我用手背贴在额头上降温，“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可她不理会我。“我们找到那浑蛋的检置了!”她欣喜若狂，“在马里兰的一个露营基地。索尔玆伯里的探员已经出发，珍妮特和我也要乘飞机赶去。”
第二天早晨我起床前，世界卫生组织又发布了一则关于维他香疗面部保湿喷雾的警告，向人们保证一定会消灭病毒，研究人员正夜以继日地研发新疫苗，很快就会有结果。然而公众仍不免惊慌。
媒体为这病毒取的名字——突变痘，上了《新闻周刊》和《时代杂志》的封面。在白宫研究紧急措施的同时，参议院也组成了委员会。维他保温喷雾是在纽约销售的，但生产者实际上是法国厂商，死医客的威胁手法显然正中要害。尽管法国方面还未传出病例报告，但任何一家大型厂商被迫关闭都可能导致两国间经济、外交关系的紧张，而在关于产品究竟是在哪里遭到变造的争议中，两国更是将责任相互推诿。
有些渔夫试图驾驶渔船逃离丹吉尔岛，因此海岸防卫队不得不从遥远的佛罗里达州等地区调来更多人手。我并不清楚具体细节，但据我所知，执法单位和岛上居民在丹吉尔海湾形成了对峙僵局，在这海风刺骨的酷寒冬季，所有船只都停在岸边，哪里也去不了。
此外，疾病控制中心派遣一个由医生和护士组成的隔离小组前往温格家中，这消息很快传开了。报纸刊出了耸人听闻的标题，人们吓得纷纷搬家——隔离一个城市若非完全不可能，也是极度困难的事。周五清晨我穿着浴袍，喝着热茶，感到前所未有的难受和颓丧。
我发烧到三十九度，而止咳糖浆除了令我想吐外毫无作用。我脖子和背部的肌肉无比酸痛，仿佛刚和职业选手踢完一场足球赛。但我无法上床休息，要做的事太多了。我打电话给保释员，结果得到了一个坏消息。他说保释凯斯·普雷森出狱的唯一方法是我亲自进城去付保释金。于是我出门去开车，却不得不在十分钟后返回屋子，因为支票簿被忘在书桌上了。
“上帝，帮帮我。”我加快脚步，喃喃自语着。
我开车疾驶过邻居家，轮胎吱吱作响，片刻之后便飞驰过了温莎农庄的街角。我想着昨晚在马里兰发生的事，不由得开始为露西担心。对她来说，所有事件都是有趣的探险，一心想摆弄枪支、徒步追踪凶手、搭直升机和飞机。我害怕这样的冒险精神会带来不幸，因为我对生命太了解，见过太多的无常。我不知道死医客是否已经被捕，但相信若真如此，我必定会在第一时间接获消息。
我这一生从不曾与保释员打过交道。这位名叫文斯·佩勒的保释员在布罗德街的一间修鞋店工作。他身材瘦小，黑发油亮，腰间系着条皮革围裙，正坐在一台大型辛格缝纫机前给一只皮鞋缝上新鞋底。整条街上老旧店铺的橱窗除了灰尘和涂鸦之外空无一物。我走进店里时，保释员朝我一瞥，目光凌厉，那是看惯种种麻烦的眼神。
“你是斯卡佩塔医生?”他问，继续踩着缝纫机。
“是的。”
我拿出支票簿和笔，感觉不到一丝友善，我不知此人曾帮助过多少暴力罪犯出狱。
“五百三十美元，”他说，“使用信用卡的话再加百分之三。”
他站起来，走向刮痕斑驳、堆着皮鞋和奇伟鞋油的工作台。我感觉他的目光在我身上逡巡。
“有意思，我还以为你很老了。”他思索着说，“你知道，从新闻报道得来的刻板印象。”
“今天就让他出来。”我撕下支票递给他，以命令的语气说道。
“好的，没问题。”他迅速瞥了眼手表。
“几点?”
“几点?”他夸张地重复道。
“是的，”我说，“他几点会获释?”
他把手指辦得咔咔作响。“尽快。”
“很好。”我擤着鼻子说，“我会留意他是否尽快获释了。”我像他那样掰着手指，“如果没有呢?你猜会怎么样?我也是个律师，而且脾气坏得要命。我会来找你算账，明白吗?”
他微笑地看着我，咽了下口水。
“哪种律师?”他问。
“你不会乐意听到的那种。”我说着走出店门。
大约十五分钟后我到达办公室，刚在桌前坐下传呼机就震动起来，电话铃接着响起。我未及作出反应，罗丝忽然跑来，神色异常沮丧。
“所有人都在找你。”她说。
“总是这样。”我皱眉看着传呼机上显示的号码，“这回又是谁呢?”
“马里诺正在路上，”她继续说，“他们派了直升机来接你，会在弗吉尼亚医学院的停机坪等待。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的人也正在赶来。他们已经通知巴尔的摩法医办公室将有一个小组专职负责这件事，尸体将在弗雷德里克进行解剖。”
我看着她，全身血液似乎瞬间凝固。“尸体?”
“调查局追踪一个电话，找到了某个露营基地。”
“这我知道，”我不耐烦地说，“在马里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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