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希望你能好好休息。”她说。看得出，她的担忧已到了极点。“我已经休息够了，谢谢你。”我笑着说。她的关心让我有愧疚感和负罪感。“有消息吗?”
“没有丹吉尔岛的消息。”她掩饰不住眼中的焦虑，“尽量别想这件事了，斯卡佩塔医生。早上又进来五个案子，你看看桌上那堆文件，也许找得到。由于你太久没做口述记录，我的文书工作也足足落后了两周。”
“罗丝，我知道，”我的语气很不友好。“事情有轻重缓急。再试着联系一下菲莉丝，如果他们仍然说她请病假，就向他们要她的联系电话。这几天我不知给她家打过多少次电话，一直没人接听。”
“如果找到她，就把电话转到你这里?”
“当然。”我说。
十五分钟后，我正准备开工作会议，罗丝替我联系上了菲莉丝·克罗德。
“你到底跑哪里去了?你还好吗?”我问。
“讨厌的流行性感冒，”她说，“老是好不了。”
“我也被传染了，还在战斗中。”我说，“我打了电话到你里士满的家里。”
“哦，我在我妈妈家，在纽波特纽斯。你知道，我每周工作四天，其余时间都待在这里。已经好多年了。”
我并不清楚这些，但我们之间向来私交不多。
“菲莉丝，”我说，“我很不想在你不舒服的时候打扰你，可我急需你的协助。一九七八年英国伯明翰有间实验室出了意外，你曾经在那里工作过。我查遍资料，只知道有个医学摄影师直接暴露在天花实验室里工作……”
“是的，没错，”她打断我，“这事我很清楚。那个摄影师应该是经由通风管线感染的，结果死了，那位病毒专家也自杀身亡。时常有人以这起案件为例，主张把所有冷冻病毒源全部销毁。”
“这件事发生时，你在那里工作吗?”
“感谢上帝，不在。那是在我离开好几年以后的事了，事发当时我已经到了美国。”
我有些失望。她剧烈咳嗽起来，几乎无法说话。
“抱歉。”她咳着说，“这种时候尤其觉得独居真惨。”
“没人照顾你吗?”
“没有。”
“有吃的吗?”
“自己料理。”
“需要我给你带点什么?”我说。
“不敢奢望。”
“你肯帮我，我就帮你，”我补充说，“你有伯明翰的资料吗?你在那里工作时接触过的一些研究内容?可以找得到吗?”
“这屋子里藏了一些，我肯定。”她说。
“把它找出来，我带炖肉给你。”
五分钟后我出了办公室，冲向自己的车。我回到住处，从冰箱里拿了几盒自制炖肉，然后给油箱加满油，往东驶上六四号公路。我在车里打电话告知马里诺这件事。
“这次你可亏大了，”他大声说，“大老远的开车给人家送食物?干吗不叫达美乐外卖呢?”
“这不是重点。相信我，我自有道理。”我戴上太阳镜，“说不定会有新发现。她或许知道一些对案子有帮助的信息。”
“随时通知我，”他说，“你的传呼机开着吧?”
“嗯。”
这个时间段交通十分顺畅，我把车速控制在每小时六十九英里，以免接到罚单。不到一小时我已驶经威廉斯堡，大约二十分钟后便照着克罗德给出的路线在纽波特纽斯的街道逡巡了。这个地区叫布兰登高地，各种生活水平的居民都有，靠近詹姆斯河的建筑愈发高大。她的房子则是一栋朴实的二层木造小楼，新漆成粉白色，庭院和周边环境维护得极好。
我把车停在一辆厢型车后面，拿了炖肉和笔记，将公文包挂在肩上。菲莉丝·克罗德出现在门口，模样令我吃惊。她脸色惨白，眼睛由于烧热而发红，身上的绒布睡袍和皮革拖鞋看来像是属于某个男人的。
“真不敢相信。你真好，”她打开大门说，“不然就是疯了。”
“这得看你问的是谁。”
我进入屋子，一眼瞥见了昏暗的嵌板门厅里陈列着的相框，都是多年前拍的健行或钓鱼的照片。我特别注意到其中一张，上面是个中年男子，戴着一顶淡蓝色帽子，大笑的嘴里叼着个玉米穗轴烟斗。
“我父亲。”克罗德说，“这是我双亲以前居住的房子，更早时属于我母亲的双亲。那就是他们。”她指着照片介绍，“我父亲在英国的生意走下坡路，于是和我母亲移居到了这里，和她家人一起住。”
“你呢?”我说。
“我留在英国，因为当时我还在读书。”
我打量着她，觉得她似乎较自己所说的年轻许多。
“你总是把自己形容得像恐龙似的，”我说，“我实在很难相信。”
“也许我不容易显老吧。”她发红、灼热的眼睛注视着我。
“你家人中有谁还在世吗?”我继续浏览着照片。
“祖父母已经过世十年，父亲去世五年了。那之后我每个周末都来照顾母亲，她也是撑多久算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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