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必定很难兼顾工作吧。”我望着她年轻时的一张照片，照片上的她在船上钓起一条虹鳟鱼，开怀大笑着。
“到客厅坐坐吗?”她说，“我把炖肉拿到厨房热一下。”
“不，不了，告诉我东西在哪里就行，你别太累了。”我坚持说。
她领着我通过餐室，这里看起来似乎很多年不曾使用，吊灯不见了，凌乱的电线垂挂在布满尘埃的餐桌上，窗帘布换成了百叶窗。走进那间宽敞的旧式厨房时，我头皮和脖子上寒毛直竖。我将炖肉放在料理台上，努力保持冷静。
“喝茶?”她问。
她几乎不咳了。或许她确实身体不适，但这并非她离开工作岗位的主因。
“真的不用了。”我说。
她冲着我微笑，但眼神犀利。我们在早餐桌前坐下，我十分慌乱，一边思索如何是好。我的怀疑也许并非事实，或者，我该早一点察觉?我和她友善共事了十五年之久，合作处理过无数个案件。我们分享信息，像知己那样相互慰藉。早年间我们还经常一起喝咖啡、抽烟，我眼中的她十分聪颖迷人，也从未感觉到一丝邪恶。而我同样明白，这是人们对住在隔壁的连环杀人犯、虐童犯和强暴犯的共同形容。
“谈谈伯明翰吧。”我对她说。
“好啊。”她的笑容消失了。
“引发传染病的冷冻病毒已经找到了，”我说，“那些培养瓶上的标签写着一九七八年，地点是伯明翰。我在想，那里的实验室也许做过天花突变菌株的研究。如果你知道……”
“一九七八年我不在那里工作。”她打断了我。
“我想你应该在，菲莉丝。”
“无所谓。”她站起来泡了一壶茶。
我没说什么，静静等她回来。
“我生病了，至于你，到现在也该感觉不舒服了吧。”她说。我明白她指的不是流感。
“我很惊讶，你在着手这件事前竟没有培养疫苗。”我说，“对一个凡事讲求精确的人来说，这似乎稍嫌大意。”
“要不是那混账闯进去破坏了一切，我根本不可能感染。”她断然说道，“恶心又肮脏的猪。”她激愤地颤抖起来。
“你登录美国在线网站和我聊天，”我说，“一直在线，没有注销，因为他在那时撬开了你的车门。你拿枪射杀了他，然后开着厢型车逃走。我猜你大概到哈内斯岛度假去了，以便将那些可爱的病菌移植到新的培养瓶里，滋养你那些小甜心。”
我忍不住开始动怒。而她似乎并不在意，反倒兴致盎然地听着。
“做了这么多年医学研究，对你来说人只是载玻片和培养皿吗?他们的面孔呢，菲莉丝?我见过那些因你而受苦的人。”我逼近她，“有个老妇人孤零零地死在污秽的床上，没人听见她要水喝的呼叫。还有温格，他不肯让我去看他。那个单纯正直的年轻人正在等死，你认识他!他到过你的实验室!他犯了什么错?”
她不做声，同样满腔怒火。
“你把维他喷雾放在莱拉·普鲁伊特太太用来贩卖二十五美分一份的食谱的格架里。如果我说得不对请你纠正。”我激动得结巴起来，“她以为邮差把自己的邮件送错了地址，邻居替她投递回来。多么可爱的小东西，还是免费的，于是她拿来喷在脸上。她把它放在床头柜上，在病痛时依然一喷再喷。”
我这位同行沉默不语，眼里泛着亮光。
“也许你先把一批小邮包炸弹递送到了丹吉尔岛，”我说，“接着递送了一批给我和我的同事。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做?派送给全世界吗?”
“也许吧。”她说。
“为什么?”
“别人先这么对我的。我只是以牙还牙。”
“别人对你做了什么残忍的事?”我极力压抑着声音里的愤怒。
“事情发生时我正在伯明翰。那起意外。那意味着我也该负部分责任，因此我被迫离职。真是太不公平了，我那么年轻，竟得独自承受这种挫败。我非常恐惧，父母又已经离开我回到了美国，在这所房子定居下来。他们喜欢户外活动——露营、钓鱼，两人都喜欢。”
她茫然望着远处，仿佛回到了从前。
“我的职位不髙，但工作很努力。我在伦敦找到另一份工作，那比我原来的职位低了三级。”她凝视着我，“太不公平了。引起那粧意外的是那个病毒专家。后来他自杀了事，他们就因我那天也在办公室就把一切责任推到我身上。说真的，当时我只是个孩子啊。”
“所以你离职时就顺手偷了那些研究用的病毒?”
她冷冷笑着。
“这些年来你一直保存着?”
“这并不难，尤其当你工作的地方有液态氮冷冻储存设备，存货清单又唾手可得。”她得意地说，“我把它保存了下来。”
“为什么?”
“为什么?”她提高嗓门，“意外发生时我正在研究那些东西，它们属于我。因此，我离职时带走了部分病毒和其他实验品。为什么要留给那些人呢?他们没有足够的智慧像我一样进行那项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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