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斯利和我在视野宽阔的落地窗前找位子坐下，看着窗外柏油路上一架超音速客机如巨大的苍鹭，正从附在机身侧面的粗管吸食油料。无论如何我都觉得协和式客机不太像商务客机，倒更像火箭，但显然大部分乘客对其外观不感兴趣。他们开始享用酥皮派和水果，有的则啜饮刚调好的血腥玛丽。
韦斯利和我几乎没怎么交谈，不时扫视周遭的人，我们像印象中的所有间谍或逃亡者一样高举着报纸。我留意到与我们举止相近的人中有一名中东男子，他那双眼睛让我想起法庭上的约珥·汉德，那天意外发现他竟是个魅力十足、气质出众的男人。倘若他此刻坐在我旁边，而我对他一无所知，一定会认为他比我们更适合这种场合。
“你还好吧?”韦斯利放下报纸。
“我不确定。”我有点紧张，“告诉我我们现在是否落单了，你的朋友还在这里吗?”
他眼含笑意。
“我不觉得这有什么好笑。”
“你以为我们附近有特工或探员?”
“我知道了，那个走向我们的穿西装男人是为英国航空公司服务的特工。”
“这么说吧，凯，除非我们落单，否则我不会刻意告诉你。”
我们对视了好一会儿。我们从未一起出过国，而现在并非旧情复燃的好时机。他穿着几近黑色的深蓝色西装，内衬常穿的白衬衫和款式保守的领带。我的打扮同样低调端庄。我们都戴着墨镜，也许看起来更像律师事务所的同事。我留意室内其他女人，才意识到一个事实——我从来不像是谁的妻子。
《泰晤士报》在他手中折起时窸窣作响，他瞟了一眼手表。“该登机了。”当二号班机的广播再度响起时，他站了起来。
协和式客机能容纳一百名乘客，客舱走道两侧各两个座位，陈设是色调柔和的灰色地毯和皮椅，窗户小得无法看到外面。乘务员全是英国人，礼貌周到。他们才不在乎我们是联邦调查局、海军或中央情报局的人，唯一关心的是我们想喝什么。我点了威士忌。
“会不会早了点?”韦斯利说。
“以伦敦的时间来说并不算早。”我告诉他，“当地时间晚五个小时。”
“谢谢，我会把表调好的。”他冷冷地说，仿佛这辈子从没出过国，“我要啤酒。”他对乘务员说。
“现在正在跨时区，喝一杯有什么不对?”我难以克制自己尖锐的语气。
他转向我，与我对视。“你在生气。”
“这就是你之所以成为犯罪心理分析专家的原因，你善于观察他人。”
他不动声地环顾四周。我们坐在舱壁后方，走道另一边的位子空着，而我也根本不在乎坐后面的是谁。
“我们可以理性地谈谈吗?”他轻声问。
“你教教我怎么理性，本顿，你每次都在事后才肯谈。”
“我不知道你指哪件事。我们一定是哪里没沟通好。”
“大家都知道你分居了，除了我。”我说，“露西告诉了我这件事，而她是从其他探员那里听来的。流言沸沸扬扬，说我是破坏你们婚姻的第三者。”
“天哪，希望你不是因这些流言觉得委屈。”
“一点也没有。”
“我不告诉你，是不想受你影响。”他说。
我们低声交谈，身体前倾，肩膀靠在一起。尽管气氛凝重，我还是能感觉到他的每一个动作和身体的温暖，闻得到他羊毛外套和古龙水的味道。
“我对婚姻作出的任何决定都与你无关。”酒送来后他继续说，“我知道你一定可以理解。”
我的身体不习惯在这个时间接受威士忌，醉意来得又快又猛，我一下子放松下来，闭上眼睛。机身后倾，有节奏地震动着，然后轰然冲向高空。刹那间世界下沉，空无一物，仅剩一道模糊的地平线，这就是我能看到的窗外的全部景象。引擎声依旧嘈杂，我们得靠近才能继续交谈。“我知道我对你的感情，”韦斯利说，“知道很久了。”
“你不该这么做我说，“你无权这么做。”
“那你呢?你有权利做你想做的事吗，凯?还是因为当时我是房间里唯一的人?”
“至少我没结婚，当时也没交往对象。”我说，“不，我不该这样。”
韦斯利继续喝啤酒，开胃小菜和鱼子酱都无法引起我们的食欲，而这仅仅是美食游戏的第一轮。我们久久陷入沉默，和舱内所有人一样翻阅杂志或期刊。搭乘协和式客机的乘客鲜有交谈，我决定也做一次乏味的富豪或名流。
“我想最好解决一下我们之间的问题。”韦斯利开口，靠近正在吃芦笋的我。
“什么事?”我放下叉子。我惯用左手吃东西，而他又坐在我左边。“你知道的，关于哪些是我们该做的，哪些是不该做的。”
他无意中触碰到我的胸部，手臂随即僵在那里，似乎我们之前说的都没有意义了。
“好。”我说。
“好?”他感到好奇，“这是什么意思?”
“同意你刚才说的，”我有些紧张地移开身体，“解决我们之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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