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就这么做。”他表示同意。
“一言为定。”我说，但不清楚我们究竟达成了何种协议，“还有，如果你离了婚，而我们还想在一起，就从头开始。”
“就是这样，这是最理想的决定。”
“在这段时间里，我们是工作搭档和好朋友。”
“正合我意。”他说。
六点半，我们坐在苏格兰场警察驾驶的路虎警车后座上沿公园大道飞驰，两人都一言不发地看着黑暗中掠过的灯火，我有些辨不清方向，但兴致高涨。海德公园如一片黑色汪洋，曲折小径灯光隐现。
下榻之处距多尔切斯特酒店很近，今晚酒店附近围满了巴基斯坦人，群情激愤地抗议他们来访的总理。防暴警察和警犬在一旁待命，但我们的司机似乎不以为意。
“里面有门卫。”他在一栋新盖的高楼前停下车，“你们进去以后出示证件，他就会带你们去房间。需要帮忙搬行李吗?”
韦斯利打开车门。“谢谢，我们自己就行。”
我们下了车，走进一个小小的接待区，一名机警的老先生坐在光可鉴人的桌子后对我们亲切微笑。
“我正在等你们。”他说。
他上前接过我们的行李。“请跟我乘电梯上楼。”
我们进电梯升至五楼，被带入一套窗户很大的三人间套房，房间里装饰着色彩鲜艳的织物和非洲艺术品。我的房间布置得相当舒适，有大得足以让人溺水的传统英式浴缸和链条冲水马桶。铺着土耳其地毯的硬木地板上是成套的维多利亚式家具。我走到窗边拉起百叶窗，关灯，凝望着窗外川流不息的车辆和公园里随风摇摆的幽暗树林。
韦斯利的房间在过道尽头，我完全没发现他进来了，直到他开口说话。
“凯?”他伫立在门前，冰块撞击发出脆响，“有人送来一瓶特级苏格兰威士忌，请我们好好享用。”
他走进房里，将一杯波纹晃动的酒放在窗台上。
“你想灌醉我吗?”
“用不着。”
他站在我身边。我们喝酒，凝望彼此，紧紧靠在一起。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绵绵低语，然后他抚弄我的头发，亲吻我的耳朵和嘴唇。我也抚摸着他。我们亲吻彼此，爱抚彼此，如此深爱对方，无法自拔。
“我好想你。”他在我耳边低语，衣衫已解。
我们尽情欢爱，情不自禁。这是唯一的理由，没有谁对谁错。分离的日子太过难熬，我们整晚渴求彼此，缠绵不休。我沉沉睡到清晨自然醒，发现他已不在床上，就像做了一场梦。我蜷在鸭绒被下，昨晚的景象如抒情诗般缓缓浮现于脑海。光影在我眼睑上舞动，我的身体似乎也跟着摇摆。我又变成了小女孩，重温父亲病逝前未谙世事的那段美好时光。
我一直忘不了父亲。我对男人的恋慕一再不幸重演，或许正是因他太早离我而去。就像在跳一支只需随节拍移动的舞，我最后发现自己大部分私生活都在空无一人的房间静静度过。我这才明白露西像我，我们都善于隐藏自己，将苦楚深埋心底。
梳洗穿戴完毕，我走入过道，看到韦斯利正在客厅望着云层密布的窗外喝咖啡，他也已穿戴整齐，未显一丝疲态。
“喝咖啡吧，”他说，“要我帮你倒吗?”
“谢谢，我自己来。”我走进厨房，“你起床很久了吗?”
“没多久。”
他煮的咖啡很浓，我这才意识到他家居方面的很多细节我都不了解。我知道我们生活方式很像，但从未与他一起烹饪、度假或进行任何运动。我走进客厅，把杯碟搁在窗台上，眺望公园。
“你好吗?”他凝视着我的眼睛。
“很好，你呢?”
“你看起来不太好。”
“你又犯职业病了。”
“你似乎没睡好，我没别的意思。”
“我根本没睡，这都得怪你。”
他笑道：“是因为我还是时差?”
“调时差是个很糟糕的理由，韦斯利探员。”
车辆高声疾驶，不时夹杂着英国警报器特有的噪音。天光乍泄的清冷早晨，人行道上的人们步履匆匆，还有人在慢跑。韦斯利站起身。
“我们得走了。”他蹭着我的颈背，又亲吻着，“我们得吃点东西，这将是漫长的一天。”
“本顿，我痛恨这种生活。”我话未说完，他已关上了门。
沿公园大道行经多尔切斯特酒店，我们看到几个巴基斯坦人还站在那里。我们走向蒙特街，在南奥德利找到一家已开门营业的小餐厅“瑞丘克斯”。店里供应法式酥皮点心和一盒盒艺术品般的巧克力。顾客都着装正式，坐在小桌边看报纸。我喝了杯新鲜柳橙汁，觉得很饿。菲律宾女服务员有点迷惑为什么韦斯利只点吐司，我却要了培根、鸡蛋加番煎和蘑菇。
“你们一起吃吗?”她问。
“不用，谢谢。”我对她微徽一笑。。
不到十点钟，我们从南奥德利前往格罗夫纳广场的美国大使馆。大使馆是栋宏伟的花岗岩建筑，一只青铜雄鹰突兀地矗立在屋顶。安全措施十分严密，随处可见面无表情的警卫。我们出示护照和各种证件，照片则被收走了。最后，我们被护送到二楼会见联邦调查局派驻英国的法定资深特派员查克·奥尔森。他穿黑色西装，个子矮胖，像韦斯利那样的银白色头发修整得清爽利落。等在他办公室前办签证和绿卡的人排成长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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