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在豪斯佛瑞路上的威斯敏斯特公共太平间。”她犹豫片刻，有点纳闷，“我以为他告诉过你。”
“是的，”我笑道，“我为他感到很高兴。”
我不确定自己在说什么，但她看起来很开心。
“别告诉他我来过，”我接着说，“我想给他一个惊喜。”
“太棒了，他准会大吃一惊。”
我重新拦了辆出租车，心想她应该是真诚的。无论马特回英国工作基于何种理由，我都不由得兴奋起来。
“您要去法医办公室吗?”司机问我，“就在那里。”他指向一栋漂亮的砖砌建筑上开着的窗户。
“不，我要去验尸间。”我说。
“哦，就在这里了，您走着进去可能比我载您进去更好。”他嘶哑地笑道。
出租车停靠在一栋依伦敦标准看略显寒酸的建筑前，我掏出车钱。砖造楼房装饰着花岗岩，顶楼围着造型特异的护墙，周遭环绕造型华丽的铁镑色锻铁围篱。入口名牌上的日期显示，这个验尸间已有一百年的历史。我不由想到这一百年间司法医学的发展何等艰辛，要不是有这些前人的努力，有些案件的破案证据永远无法找到。
接待处很小，但体贴地提供了与办公大楼一样的会客室。敞开的门后有一道长廊，空无一人。这时，一位年轻女子捧着本厚厚的书从房间里出来，我朝她走去。
“对不起，”她吓了一跳，“你不能进来。”
“我找马特医生。”我说。
她穿着宽松的长裙，外套毛衣，说话有苏格兰口音。“我该如何转告是谁找他?”她礼貌地问。
我向她出示了证件。
“太好了，他一定很期待见到你。”
“我看未必。”我说。
“哦?”她改用另一只手抱书，不懂我的意思。
“我们在美国时一起工作，”我说，“我想给他一个惊喜，所以可否请你告诉我他在哪里，我自己去找他。”
“他应该在验尸室。穿过这扇门，”她抬抬下巴，“就是主停尸间，更衣室在左边，你需要的东西都在里面。然后左转经过另几扇门后，右边一间就是。我说清楚了吗?”她微笑。
“谢谢你。”我说。
我在更衣室换上手套和面覃，为避免衣服沾上味道，在手术袍上松松地绑个结。经过一间贴满瓷砖摆着六张不锈钢轮床的房间和冷冻室的一道白墙，看到一律穿蓝袍的医生们正在忙碌。显然今天案子很多，我经过时根本没人注意到我。走廊深处，我的代理首席法医正穿着高统橡胶靴，站在脚凳上解剖一具已经腐烂的尸体。尸体应该在水里泡了很久。尸臭味非常呛鼻，我关上身后的门。
“马特医生!”我说。
他转身，起初没认出我是谁，或者没弄清状况。他惊讶地说：“斯卡佩塔医生?天哪，你看我这一身血淋淋的。”他块头很大，笨重地从脚凳上下来，“真是太意外了，我简直不知该说什么!”他不知所措，眼神里流露出惧色。
“我也很意外。”我冷冷地说。
“我想也是。走吧，味道太恐怖了，我们别在这里谈。昨天下午在泰晤士河发现的。应该死于他杀，还没证实。我们去休息室。”他紧张地说。
菲利普·马特是位风度翩翩的老绅士，白发丰盈，眼睛炯炯有神，没人不喜欢他。他带我到一个角落去冲洗，我们剥除手套和口罩，对手脚消毒，将所有换下的东西统统塞进一个塑料筒，接着来到紧邻停车场的休息室。像伦敦所有事物一样，连房间里沉淀的烟味似乎也有一段悠久的历史。
“要来点什么提提神吗?”他拿出一盒Players香烟，“我知道你在戒烟，就不请你抽了。”
“我什么都不要，只要你的答案。”我说。
他划火柴的手微微颤抖。。
“马特医生，你到底在这里做什么?”我开门见山，“你回伦敦，难道不是因为家人过世?”
“没错，碰巧是这样。”
“碰巧?”我说，“此话怎讲?”
“斯卡佩塔医生，我正千方百计找借口离开，刚好母亲忽然过世，所以我就选在这时候走。”
“也就是说，你不打算再回去了。”我说，感觉很受伤。
“真的很抱歉，但我不会回去了，绝不。”他从容地弹掉烟灰。
“你离开时至少该向我说一声，我好找人接替你的职务，我给你打了很多次电话。”
“我不告诉你，也不回你电话，是因为不想让他们知道。”
“他们?”这个词仿佛悬在空中，“你指谁，马特医生?”
他平静地吞云吐雾，岔腿站着，皮带上方隆起一圈肚皮。“我不知道他们的身份，但他们清楚地知道我们是谁，这让我觉得不安。我可以告诉你这一切是如何开始的。十月十三日——不知你是否还记得那个案子。”
我对他所说的案件毫无头绪。
“由海军方面执行解剖，因为案件发生在他们位于诺福克的废船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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