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黑暗的景象和亲密关系不相干。”他说。
“相干的。”
“那你为什么没和马里诺亲近?或者和你的那位副手费尔丁?”
“一起处理恐怖案件并不意味着下一步就是上床。我觉得无法和一个不理解我感受的人产生亲密关系。”
“很难说。”他的双手停了下来。
“你告诉康妮了吗?”我指的是他的妻子，她不知道韦斯利和我在去年秋天变成了情人。
“我什么都没告诉她。”
“她知道多少?”
“她什么都不知道。”他停顿了一下，“她对我的工作知道得实在不多。我不想让她知道。”
我没接腔。
“我不想让她知道，是因为这工作对我们的影响太大了。我们会变色，就像城市陷入黑暗时飞蛾跟着变色那样。”
“我不想沾染上我们栖息地的肮脏颜色，我拒绝沾染。”
“尽管拒绝吧。”
“你认为这样隐瞒对你的妻子公平吗?”我平静地说。这不容易，因为我的身体被他轻触过的地方正在发烫。
“对她不公平，对我也一样。”
“但你又觉得自己没有选择余地。”
“我知道我没有，她也理解我的某些部分是她无法触及的。”
“这是她想要的方式吗?”
“是的。”——我感觉到他伸手去拿苏格兰威士忌了——“准备好再喝一回合吗?”
“好。”我说。
他站起来。当他打开螺旋瓶盖的时候，金属光泽在黑暗中一闪。
他在酒杯里倒入纯威士忌，然后坐了回来。
“就这些了，除非你还想谈其他话题。”他说。
“我甚至不太需要这个了。”
“如果你要我说我们的行为是正确的，那我办不到，”他说，“我无法这么说。”
“我知道我们的行为不对。”
我喝光酒，倾身将杯子放在床头桌上时，他的手开始挪动。我们深深地亲吻，而他毫不浪费时间在纽扣上面，只是游动着双手。我们置身于狂乱之中，好像衣服着火了那般急于摆脱它们。
不久，窗帘内渐渐透进晨曦，我们漂浮在激情和睡意之间，嘴里是走了味的威士忌的味道。我坐起来，用被子裹着身体。
“本顿，六点半了。”
他咕哝着用一只手臂遮住眼睛，仿佛阳光鲁莽地把他吵醒了。他仰躺着，身体缠着床单，我去淋浴，然后开始穿衣服。热水让我清醒了，想到这是多年来第一个清晨醒来时看见床上除了自己还有别人的圣诞节，我感觉好像偷了什么。
“你哪里都去不了。”韦斯利说。他处于半醒状态。
我扣上外套纽扣。“我非走不可。”我伤感地俯视着他。
“今天是圣诞节。”
“他们正在停尸间等我。”
“真遗憾他将脸埋入枕头，喃喃道，“没想到你的感觉这么糟。”
4
纽约的首席法医办公室位于第一大道，就在那家叫作贝维尔的哥特式红砖医院对面，早期该市的验尸工作都在那里进行。眼前是冬天枯黄的藤蔓、布满涂鸦的外墙和铁栏杆，许多肥大的黑色垃圾袋堆积在脏污的雪地里等着运走。连续播放着圣诞音乐的旧出租车吱的一声停在这条几乎从未如此静寂的街道上。
“请给我收据。”我对那名俄裔司机说，刚才他足足花了十分钟告诉我这个世界出了什么问题。
“要算多少钱?”
“八美元。”我很慷慨，毕竟现在是圣诞节的早晨。
他点点头，潦草地写着，这时我看见人行道上有个人在看我，就在贝维尔医院的围栏附近。他没刮胡子，头发又长又乱，穿着带毛边的蓝色牛仔夹克，污秽的军裤裤脚塞在旧牛仔靴里。我踏出出租车时，他开始做弹吉他状并唱起歌来。
“叮叮当，叮叮当，铃儿一路响。坐着雪橇去加尔维斯敦，今天多快活……”
“你有个仰慕者了。”我从打开的车窗接过收据时，司机打趣地说。
他懒懒地开着车拐个弯离去了。放眼望去，街上没有其他人或车辆，那骇人的歌声更显嘹亮。接着，我那位在精神上被剥夺了公民权的仰慕者从背后冲过来，开始尖声叫喊“加尔维斯敦”，好像那是我的名字或一项控告似的。我吓坏了，逃进首席法医办公室的大厅。
“有人跟踪我。”我对坐在办公桌前显然缺乏圣诞心情的女警卫说。
那位精神错乱的“音乐家”将脸贴在前门上，看着里面，鼻子被压扁了，脸颊变成白色。他大张着嘴巴，猥亵地在玻璃上滚动舌头，并且前后摆动腰臀，宛若在与这栋大楼做爱一般。结实又威严的警卫大步走向门口，握拳敲击玻璃。
“班尼，别闹了!”她大声呵斥，“马上给我停下，班尼，”她敲得更猛了，“再闹我就出去抓你!”
班尼从玻璃前退开，突然他变成了芭蕾大师纽瑞耶夫，在空荡荡的街道上踮着脚尖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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