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非你想体会休克的感觉。”一名警察说。
“是啊，六百伏的电压上身可不好玩。”另一名警察的语气同样冷硬。
我们沿着铁轨走入隧道深处，顶部也变低了许多。来到一道拱门时，有些人还得弯下腰才能通过。铁轨的另一端，犯罪现场鉴定人员正在四周搜索，一名戴着面罩和手套的法医已在查验尸体。灯已经架起，将针筒、玻璃瓶和血迹照得森亮。
达维拉仰躺着，冬季制服外套敞开着，宝蓝色突击队员毛衣清楚地显露出防弹背心的坚硬形状。他的眉心被点三八口径左轮手枪击中，枪就搁在他的胸膛上。
“他被发现时就这样吗?”我边问边走到近前。
“完全维持原状。”一个纽约警局的警探说。
“他的外套拉链拉开了，手枪就放在那里?”
“是的。”警探脸颊泛红，冒着汗，不愿直视我的眼睛。
法医抬起头来，我无法辨认出面罩里面的那张脸。“我们无法推断这是谋杀。”她说。
我弯下腰，用手电筒探照死者的脸部。他眼睛睁开，头微微向右倾，身上的血迹颜色鲜红且变得黏稠。他个子矮小，肌肉结实的颈部和瘦长的脸表明这人身材维持得极好。我将手电筒光移向他的双手，手里是空的。我蹲下来仔细检查。
“没有弹药的残留痕迹。”我说。
“并非每次都会留下。”法医说。
“他前额的伤口并不是接触性的，而且在我看来似乎有点角度。”
“倘若是他自己开的枪，那么我得说有点偏斜其实很正常。”法医答道。
“是朝下的角度，不太寻常。”我说，“再说他的枪怎么会端端正正地放在他的胸前?”
“可能被这里的某个流浪汉移动过。”
我开始恼怒。“怎么说?”
“或许有人把枪拿起来，但又想到留着凶器不好，就又放回了原位。
“我们真的应该把他的双手保护好。”我说。
“事情得一件一件来做。”
“他没戴手套吗?”我抬头斜望着那一大圈强光，“这里很冷。”
“我们还没有搜完他的口袋，女士。”那位女法医说。她属于那种年轻气盛、不知变通的类型，为了验尸会忍住大半天不上厕所。
“你叫什么名字?”我问她。
“我是乔纳斯医生。我得请你退开一点，女士。我们正努力保持犯罪现场的完整，你最好别碰触或弄乱什么。”她说着拿出体温计。
“乔纳斯医生，”这回开口的是佩恩指挥官，“这位是凯·斯卡佩塔医生，弗吉尼亚首席法医、联邦调查局法庭病理顾问，她相当明白保持现场完整是怎么回事。”
乔纳斯医生抬起头，我捕捉到她戴着面罩的脸孔上闪过一丝惊讶。我从她花了很长时间看那支化学温度计这一点觉察出了她的尴尬。
我靠近尸体，注意到了死者头部左侧的状况。
“他的左耳有裂伤。”我说。
“那或许是他跌倒时造成的。”乔纳斯医生说。
我环视四周。我们在一处光滑的水泥平台上，没有铁轨会将他绊倒。我用手电筒照遍水泥地和墙面，寻找达维拉的血可能喷溅到的所有角落。
我蹲在尸体旁边，凑近细瞧他受伤的耳朵，还有耳朵下方的红块。我渐渐看出那是典型的踩踏痕迹，呈波浪状，有许多小凹洞——是鞋跟弧形边缘的印子。我站在那里，汗水滚下脸颊。每个人都盯着我，我则凝视着从黑暗通道的远处逐渐靠近的灯光。
“他的侧脸被踢了一脚。”我说。
“你又不知道他有没有撞到头部。”乔纳斯医生辩护似的说。
我瞪着她，坚定地说：“我当然确定。”
“我们怎么知道他不是绊倒的?”一名警察问。
“他的伤口不符合绊倒的特征。”我答道，“人绊倒时通常不止跌撞一次，多少会撞到身体的其他部位。这样，他的另一边脸也应该有伤痕，就是摔倒在水泥地上时留下的。”
一列列车带着热气和尖啸声轰然驶过。远远的暗处飘浮着灯光，灯光里面人影恍惚，声音隐约可闻。
“他被踢得失去了知觉，然后被人用他的枪射击。”我说。
“我们得将他带往停尸间。”法医说。
佩恩指挥官睁大眼睛，愤慨极了。
“是他，对吧?”我们往回走时，她问我。
“他曾经踢过一些受害人。”我说。
“为什么?他有枪，格洛克手枪。为什么他不用自己的枪?”
“身为警察，最糟糕的莫过于被自己的枪击中。”我说。
“那么高特是故意这么做的，因为他想让警方——让我们感到……”
“他会觉得那很有趣。”我说。
我们往回穿过铁轨，经过老鼠很活跃的垃圾堆。我感觉佩恩指挥官在哭泣，而时间在一分一分地过去。
她说：“达维拉是个好警察，非常努力，从不抱怨。还有他的笑容，他总是带来欢乐。”她的声音由于愤怒而变得紧绷，“他还是个孩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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