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件特征明显的案子。当然，凶手有滥杀倾向，捆绑的方式也不寻常。”韦斯利说，“没错，两个手腕上都打了绳结，像是手铐。”
我坐了下来。韦斯利戴着眼镜，而且我能确定他刚才一定是边看档案边搓头发。他看上去很疲倦。我的目光停留在墙上那些精致的油画和玻璃柜里有作者签名的书籍上。许多写小说和剧本的人经常找他，但他并不以和名人交往为傲，我想他大概觉得他们既可笑又没有品位。如果他能选择，我猜他不会和其中任何一个交谈。
“非常血腥的攻击方式，至少可以这么说。另外那些案子也是。共同点是支配欲。这是一种由愤怒激起的仪式。”
我注意到他的桌上放着几本调查局的浅蓝色手册，都是从工程研究处借来的。其中一本是露西协助撰写的犯罪人工智能网络指南，有许多夹了纸条的页面上做了不少记号。不知是露西还是他做的，而本能告诉我的答案令我的胸口一阵抽痛。每当露西有麻烦时，我的心都如此痛苦。
“凶手的支配欲受到了威胁，”韦斯利迎上我的视线，“没错，他的反应当然是激愤不已。这样的人在这种情形下必然如此。”
他系着黑底淡金色条纹领带，一如往常穿着浆挺的白衬衫，戴着司法部的袖扣、婚戒，还有康妮送给他作为二十五周年结婚纪念、款式含蓄的黑色皮革表带金表。他和康妮都生于富裕之家，但他们相当节俭。
他挂了电话，取下眼镜。
“怎么回事?”我问。我真痛恨他让我紧张的本事。
他收起照片，放进牛皮纸信封。“佛罗里达又多了一个受害者。”
“又是奥兰多地区吗?”
“是的。等我们一整理好就把报告给你。”
我点点头，将话题转到高特身上。“我想你应该已经知道纽约发生的事了。”
“传呼机。”
我又点头。
“我大致知道。”他苦着脸，“他在戏弄我们，以表达不屑。他在玩游戏，只是这会让情况更糟。”
“糟透了。但我们不该把焦点全部放在他身上。”我说。
他仔细聆听，定定地望着我，双手交叉于他刚在电话中谈论过的那名受害男子的档案上。
“我们把精力过度地用在高特身上了，这并不真的有助于破案。例如确认那个女人的身份也很重要，就是我们认定在中央公园被他杀害的那个女人。”
“我想所有人都认为这一点很重要，凯。”
“所有人都会说他们认为那很重要，”一股怒气在我心头缓缓升起，“但实际上，警方和调査局都只想逮住高特，而不把确认这个无家可归的女人的身份当作第一要务，她只是即将和囚犯们一起被埋葬在波特墓园的另一个可怜的无名者。”
“显然，对你来说她是第一要务。”
“当然。”
“为什么?”
“我觉得她还有事情要告诉我们。”
“关于高特的事?”
“没错。”
“你凭什么这么认为?”
“直觉。”我说，“再说，无论在道德上还是专业上我们都有义务尽一切力量去帮她，她也有权利有名有姓地被安葬。”
“她当然有。纽约警局、交通警察局和调査局都希望能查出她的身份。”
可我不相信他。“我们根本不在乎这一点，”我直率地说，“警察、法医不在乎，这个小组也不在乎。我们已经知道凶手是谁了，至于她是谁根本不重要。这就是当受到暴力事件的威吓时，纽约这类司法体系所能提出的正义对策。”
韦斯利垂下眼睛，细长的手指抚弄着那支万宝龙钢笔。“你说的恐怕部分正确。”他抬头看着我，“我们不在乎是因为我们无法在乎，而不是因为我们不愿意。我希望能在高特再次杀人之前逮到他，这是我的底线。”
“本来就该这样。我们还不知道这个女人能不能帮我们抓到他，但也许她可以。”
我看得到他的沮丧，感觉得出他声音里的疲惫。“她和高特唯一的关联，似乎就是和他在博物馆相遇。”他说，“我们检査过她的私人物品，没找到任何与他有关的线索。所以我的问题是，你认为还能从她身上得到什么信息有助于我们逮到高特呢?”
“我不知道。可每当我在弗吉尼亚碰到受害者身份不明的案子，总是尽一切力量追查，直到破案为止。这个案子在纽约，但我也有份，因为我和你的小组工作，你们受邀参与了办案。”我语气坚决，仿佛珍妮遭谋杀一案正在这房间里审理，“如果我无法坚持自己的原则，”我继续说，“那么我恐怕再也不能担任调查局的顾问了。”
韦斯利耐着性子听完了我的话。我知道他的挫折感和我一样深，但两者存在差异。他并非出身贫困，每次我们发生严重的争吵时，我总是拿这一点激他。
“假如她是个重要人物，”我说，“大家必定都会关心。”
他沉默不语。
“正义不属于穷人，”我说，“除非有人对案子施加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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