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啊!”我说。
我挂断电话，又拨打九一一，然后隔着门和伊文斯说话。
“警察快来了。”我大声说。
“警察?”他提高声音。
“这里有情况。”我的心狂跳不已，“你到楼上去，在会议室等着，听见了吗?”
“好，女士，我这就去。”
墙边有个占了半面墙壁的富美家牌耐热塑料板柜台，我爬到上面坐着，这位置能让我接近电话，同时又看得见每一道门。我握着点三八口径史密斯威森手枪，心里真希望手中拿的是我的那把勃朗宁或马里诺的伯奈利霰弹枪。我看着格架上的黑色敛尸袋，仿佛它会突然动起来似的。
电话响起，我跳起来抓起话筒。
“停尸间。”我声音颤抖。
一片沉寂。
“喂?”我大声问。
没人回应。
我挂断电话，离开柜台，一股油涌的怒意转变成激愤，盖过了恐惧，有如太阳侵吞了雾气。我打开通向走廊的双开门，又一次回到停尸间办公室。电话上方是四条透明胶带和残留的纸头，有人把内部电话号码表从墙上撕走了。那张列表上有停尸间的电话号码和我楼上办公室的专线号码。
“该死!”我憋着气骂出声，“该死，该死，该死!”
我正想着还有什么东西被动过或拿走了，外面突然响起一阵铃声。我冲出去并按下墙上的按钮时，担忧着我楼上的办公室。大门吱嘎打开了，身穿制服的马里诺带着两名巡逻警察和一名警探站在门外。他们从我身边跑向验尸间，枪套已经解开。我跟上他们，并将我的左轮手枪搁在柜台上，我想已经用不着它了。
“到底出了什么事?”马里诺茫然地看着躺在拉开的敛尸袋里的尸体。
其他人四处探看，没发现任何异状，然后就盯着我和我刚放下的左轮手枪。
“斯卡佩塔医生，有什么问题吗?”那名警探问，他的名字我记不起来了。
我向他们解释了殡仪馆的事，他们听的时候面无表情。
“死者的口袋里放着一个类似纸条的东西，他就这样被送了进来。有哪个警察会允许这样?这到底是警局的哪个部门负责处理的?文件上完全没写。”我说，接着指出了死者头部用垃圾袋包着并用鞋带系牢。
“纸条上写些什么?”警探问。他穿着系了腰带的深色外套、牛仔靴，戴着显然是仿冒品的劳力士金表。
“我没有动它，”我说，“我觉得最好等你们来了再看。”
“我们最好看看。”他说。
我用戴着手套的双手将信封抽出口袋，尽可能少碰触纸张。我惊愕地看见信封正面以黑色墨水端正地写着我的名字和住址，上面同样盖有邮戳。我把信封拿到柜台上，用小手术刀轻轻拆开，一张熟悉得令人发冷的信笺展现在眼前。上面写着：
呵!呵!呵!
犯罪人工智能网络
“犯罪人工智能网络?”一个警察问。这时我解开了鞋带，拿下套在死者头上的垃圾袋。
“该死!”警探说着后退一步。
“上帝!”马里诺惊叫。
圣诞治安官的眉心中了一枪，一个九毫米口径的子弹壳塞在他的左耳里面，撞针痕迹很明显是格洛克手枪留下的。我跌坐在椅子上，环顾周遭。似乎没人知道该怎么办。这种事从没发生过，没有人犯下凶杀案后，再将受害人的尸体送到停尸间。
“那个夜班警卫在楼上。”我努力平缓呼吸。
“这具尸体被送来的时候他在这里?”马里诺点燃一根烟，目光急切。
“显然是这样。”
“我去找他谈谈。”马里诺说。按规定现场应由他指挥，这里是他的辖区。他望着属下说道：“你们好好搜査这里，还有电梯间，看能发现什么。用无线电同外面联络，但别把消息走漏给媒体。高特来过这里，也许还没离开。”他看了一眼手表，又看看我，“楼上那家伙叫什么名字?”
“伊文斯。”
“你和他熟吗?”
“不熟。”
“走吧。”他说。
“谁守着这房间?”我望着那个警探和两名警察。
“我。”其中一人说，“你最好别把枪放在那里。”
我把枪收回皮包，马里诺在烟灰缸里摁熄香烟，然后我们走进走廊对面的电梯。电梯门一关上，他的脸色立即转红，完全没了队长的仪态。
“真不敢相信有这种事!”他瞪着我，眼里充满愠怒，“怎么会发生?不可能会发生!”
门打开了，他恼怒地大步走过我的办公室所在楼层的走廊。
“他应该在会议室。”我说。
我们经过了我的办公室，我没有探头去看里面。现在没时间查看高特是否进去过，他只要乘电梯或爬楼梯就可以进入我的办公室。凌晨三点的时候，有谁会来查看?
会议室里面，伊文斯直挺挺地坐在会议桌中间的位置。我坐在这名刚让我的办公场所变成犯罪现场的警卫对面，房间四周历届首席法医从照片里盯着我。伊文斯是个需要这份工作的年老黑人，穿着有褐色翻盖口袋的卡其布制服，配着枪，我很怀疑他是否知道如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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