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通过了X光扫描机的检查，然后一位女职员走出来对我进行搜身，那个很喜欢下雪天的职员则检査我的提包。马里诺和我下楼来到一个铺着橙色地毯、布置着很多排橙色椅子、落座者寥寥的房间。我们在后排坐下，听着人们打盹、翻纸张、咳嗽、擤鼻涕。一个身穿皮外套、衬衫下摆垂在外面的人翻着杂志，另一个穿羊毛外套的人则读着一本小说。隔壁传来吸尘器的怒吼，声音闯入橙色房间却又戛然而止。
包括马里诺在内，这单调死寂的房间里共有三名穿着制服的警察围绕着我。陪审官员姗姗来迟，八点五十分，她走到讲坛上开始作说明。
“有两个地方作了变更，”她直视着我说，“你们即将看到的录像带里的治安官不再是治安官了。”
马里诺在我耳边低语：“因为他已经不在了。”
“还有，”陪审官员接着说，“录像带会告诉你们担任陪审员的酬金是三十美元，但其实仍然是二十美元。”
“疯了，”马里诺又凑近我耳畔，“你需要贷款吗?”
我们看了录像带，了解了我的公民义务和权利有多么重大。我看着带子里的治安官谢谢我能够执行这项极其重要的任务。他告诉我说我接获传唤来决定另一个人的命运，然后指着他用来选择我的那台电脑。
“以下的名字是从陪审投票箱里抽出来的，”他微笑着叙述，“我们的司法系统取决于我们是否能够审慎处理证据，司法公正有赖大家共同维护。”
他给了我们一个电话号码，并且提醒所有人一杯咖啡二十五美分，不找零。
录像带播完了，陪审官员向我走来。她是个漂亮的黑人女子。“你是警方人员吗?”她轻声说。
“不是。”我向她解释我是谁，她则不时地望着马里诺和其他警察。
“我们得让你离开，”她悄声说，“你不该在这里的。你应该早点打电话告诉我们。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会在这里。”
其他陪审员全盯着我们。我们走进来之后他们就一直盯着我们，原因再明白不过。他们完全被司法部门忽略了，而我却被警察团团围住。现在陪审官员又跑过来，他们大概以为我是被告。他们不知道被告不会和陪审员待在同一个房间里看杂志。
到了午餐时间我离开了，心想不知这辈子是否还有机会担任陪审员。马里诺让我在办公大楼前下车，我回到了办公室，再次打电话到纽约找霍洛维茨医生。
“她昨天下葬了。”他指的是珍妮。
我感到一股极大的哀伤。“我以为你通常会等久一点。”我说。
“十天。通常都是这样，凯，你也知道我们有储藏空间不足的问题。”
“我们可以先化验她的DNA啊。”我说。
“为何不用牙齿记录?”
我向他解释了缘由。
“真是可耻。”霍洛维茨医生略为犹豫，才又接着说，“很抱歉，我必须告诉你，我们这里出了严重的问题。”他又顿了顿，“老实说，我希望我们没有把她埋葬，可是已经埋葬了。”
“怎么回事?”
“没有人知道。我们用滤纸储存了一份血液样本，准备做DNA化验用的，平时我们都是这么做的，当然，我们也用一个储存罐装着主要器官的切片。但是那份血液样本似乎不见了，储存罐也不小心丢弃了。”
“不可能有这种事。”我说。
霍洛维茨医生沉默不语。
“那么用石蜡块保存的组织样本呢?”我接着问，因为万一其他方法失败，固定的组织细胞也可以用来化验DNA。
“当死亡原因明确的时候，我们不采用组织样本做显微镜检验。”他说。
我哑口无言。若不是霍洛维茨医生的统驭能力有问题，就是这些疏失并非真的疏失。我一向以为他是个极度谨慎的人，也许我错了。我知道纽约的情况，那些政客连停尸间都不肯放过。
“我们必须开棺，”我对他说，“没有别的办法。你们替她涂香油了吗?”
“我们很少往预备送到哈特岛的尸体上涂香油。”他指的岛在东河中，波特墓园就在岛上，“我们得先找到她的辨识号码，然后把她挖出来，用渡轮运回这里，这我们倒是办得到。我们也只能做到这里，真的。可能需要几天时间。”
“霍洛维茨医生，”我小心地说，“到底出了什么事?”
他回答时语气平静，但有些颓丧。“我实在摸不着头绪。”
我呆呆地坐了一会儿，思索着应该怎么做。我越想越觉得困惑，军方为什么会在意珍妮的身份是否得到确认呢?如果她是高特少将的侄女而军方又知道她已经死亡，应该会希望她被验明正身、隆重下葬才对。
“斯卡佩塔医生，”罗丝站在办公室门口，“布伦特从美国运通打来电话。”
她将电话转给我。
“我发现了一笔新的支出。”布伦特说。
“请说。”我的神经为之紧绷。
“昨天，在纽约一个名叫芬诺的地方。我查了一下，是在东三十六街。数额是一百零四美元十三美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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