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诺是一家意大利北部美食餐厅。我的祖先来自意大利北部，于是高特以北意大利人伯奈利的身份现身。我给韦斯利打电话，他不在办公室。接着我打给露西，她既不在工程研究处，也不在她的房间，最后我只告诉了马里诺高特又回到纽约了。
“他又在玩游戏了，”马里诺憎恶地说，“他明知道你会追踪他的支出状况，医生。他就是要让你清楚他所做的每一件事。”
“这我知道。”
“我们不需要通过美国运通公司来逮他，你应该立刻撤销你的信用卡。”
但我不会这么做。我的卡就像露西早已掌握的那个地板下的调制解调器，两者都是通向高特的隐形线路。他想玩游戏，但有一天他或许会栽跟头，他或许会由于过度冒险加上吸食可卡因产生的兴奋而犯下错误。
“医生，”马里诺继续说，“你对这案子太投入了，你得冷静一下。”
我在想，高特或许希望我能够逮到他。他每一次使用我的信用卡，其实都是在向我传递信息，让我更了解他。我知道他喜欢什么食物，知道他不喝红酒，知道他抽什么香烟、穿什么衣服。我想起了他的靴子。
“你在听吗?”马里诺问。
我们一直认为那双靴子是高特穿的。
“那双靴子是他妹妹的!”我大叫。
“你在胡说什么?”马里诺不耐烦地说。
“一定是她好几年前从她叔叔那里得来的，后来又变成高特的了。”
“什么时候?总不会是在樱桃丘的雪地里吧。”
“我不知道。也许是在她死前不久，也可能是在自然历史博物馆的时候。他们的鞋子尺寸差不多，有可能换鞋子穿。有很多种可能。但我认为她不会心甘情愿地送人，理由很简单，丛林靴非常适合在雪地里穿。在街头流浪时，这双靴子当然强过我们在班尼所在窝地看见的那些鞋子。”
马里诺沉默了好一阵才说：“他为什么要拿走她的靴子?”
“理由很简单，”我说，“因为他想要。”
下午，我带着一个鼓鼓的公文包和过夜用的旅行袋开车来到里士满机场。我没有打电话给旅行社，因为我不想让任何人知道我的去处。我在美国航空公司的柜台买了一张前往南卡罗莱纳希尔顿海岬的机票。
“听说那是个好地方，”女职员亲切地说，“很多人到那里打高尔夫和网球。”她检査着我的小旅行袋。
“请你给它挂个标签，”我降低音量说，“里面有一把手枪。”
她点点头，递给我一块闪亮的橙色辨识牌，以显示我携带了未上弹药的枪支。
“你可以把枪留在里面，”女职员对我说，“你的袋子上锁了吗?”
我将拉链锁上，然后看着她将我的旅行袋放上输送带。她把机票交给我，我上楼往登机口走去。这里挤满了人，或是正要回家，或是度假结束准备回去工作，个个都显得不太开心。
飞往夏洛特的航程似乎不止一小时。我的传呼机响了两次，但我无法使用移动电话。我读着《华盛顿邮报》和《华尔街日报》，心思却滑入了崎岖的窄径。我思索着该对邓波尔·高特和那位我们称为珍妮的受害女子的父母说些什么。
我甚至无法确定高特家的人会不会见我，因为我事先并没有打电话。他们的电话号码和地址都没有登记在名录里，但我觉得想找到他们在波佛附近的家并不难。莱夫橡树园是南卡罗莱纳最古老的地区之一，当地居民应该会认识这对从奥尔巴尼迁移过来、家园刚被洪水淹没的夫妻。
我在夏洛特机场有充分的时间回电话。两个电话都是罗丝打的，要和我确认我的空当，因为有几张传票刚送来。
“还有，露西一直联系不上你。”她说。
“她有我的传呼机号码。”我困惑地说。
“我问她是否有，”我的秘书说，“她说她晚一点会再和你联系。”
“她有没有说是从哪里打来的?”
“没有，我猜她在匡提科。”
我没有时间多问，因为到D登机口的距离很长，而前往希尔顿海岬的班机十五分钟后就要起飞。我一路奔跑，还吃了一块清淡的无盐脆饼干。我抓起几包芥末和一些食品带上飞机，这有可能是我今天的唯一一顿餐食。坐在我身边的商人瞪着我的饼干，好像我是个不懂机上礼仪的鲁莽家庭主妇。
飞机起飞后，我撕开芥末包，向空服员要了加冰块的威士忌。
“请问你可不可以和我换二十美元的零钱?”我问身边的男子，因为我听到空服员在抱怨没有足够的零钱找给我。
我打开《纽约时报》时，他拿出皮夹，给了我一张十美元和两张五美元钞票。我替他付了酒钱。“聊表谢意。”我说。
“你真好，”他说话带着黏腻的南方口音，“我猜你一定来自纽约。”
“是的。”我撒谎了。
“你是到希尔顿海岬参加卡罗莱纳便利超市大会吗?在凯悦酒店?”
“不，我去参加殡仪馆大会，”我又撒谎了，“在假日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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