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舒服似的倚靠在门框上。“上帝，”他咕哝着，“为什么你们这些人就是不肯放过我们呢?”
我无法想象他的亲生儿子给他带来了什么样的折磨，因为这位父亲在内心显然还深爱着儿子。
“高特先生，”我说，“请允许我和你谈谈。”
他用拇指和食指按住两边的眼角，忍住哭泣。晒黑的额头上皱纹很深，一缕偶然穿透云层的阳光将他的头发映照成淡灰色。
“我来不是因为好奇，”我说，“也不是为了做研究，求求你。”
“他打从出生那天起就没做过一件好事。”佩顿·高特边说边抹眼睛。
“我知道你不好受。那种恐惧不足为外人道，但我明白。”
“没人会明白。”他说。
“请让我试试。”
“说了没好处。”
“说了只有好处，”我说，“我来就是为了能够尽点力。”
他不确定地看着我。“谁派你来的?”
“没人，我自己来的。”
“你怎么找到这里的?”
“我向别人问了路。”我告诉了他经过。
“你那件外套好像不怎么暖和。”
“我觉得足够了。”
“好吧，”他说，“我们去码头。”
他的码头切入一片无垠的沼泽，巴瑞尔群岛在地平线上形成水塔般的罕见景象。我们倚在栏杆上，看着招潮蟹爬过黝黑的泥浆，偶尔有牡蛎吐着水沫。
“南北战争期间这里有两百五十个奴隶。”他说，仿佛我们是来谈心的，“你离开以前应该到伊斯教堂去看看。如今只剩空壳了，生锈的铁栏杆围着小墓园。”
我静静聆听。
“当然，在人们的记忆里那些坟墓经常遭窃。教堂好像是一七四〇年前后建造的。”
我沉默不语。
他叹了口气，眺望着海洋。
“我有几张照片想让你看看。”我轻声说。
“你知道，”他的声音再度感伤起来，“那场洪水好像是在惩罚我似的。我是在奥尔巴尼的种植园里出生的，”他转头看着我，“那座园子熬过了两百年的战乱和恶劣气候。那场暴风雨一来，芬林特河涨了二十多英尺。州警、军人紧急围堵，洪水还是淹过了我家屋顶，那些树就更别提了。再也无法靠胡桃树过活，有好一阵我和我太太跟大约三百个无家可归的人挤在救济中心。”
“洪水不是你儿子造成的，”我温和地说，“即使是他也没有能力呼风唤雨。”
“嗯，还好我们搬家了。每天都有人跑来，想瞧瞧他是在什么样的家庭里长大的，这对蕾切尔造成很大的精神压力。”
“蕾切尔是你太太?”
他点头。
“你的女儿呢?”
“那又是一个令人遗憾的故事。简妮十一岁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把她送往西部。”
“她叫简妮?”我惊讶极了。
“她的本名其实是蕾切尔，小名叫简妮。我不知道你是否清楚，邓波尔和简妮是双胞胎。”
“我不知道。”我说。
“他老是忌妒她。情况实在很复杂，因为她非常崇拜邓波尔。他们小时候真是一对可爱极了的金发小双胞胎，但有一天邓波尔想把她当虫子一样压扁。他很残酷。”他停了下来。
一群海鸥尖啸着飞过。大队招潮蟹占据了一丛香蒲。
佩顿·高特将头发往后一撩，一只脚踏在较低的栏杆上。“简妮五岁那年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当时她有只小狗，小杂种狗，”他顿了顿，“后来……”他的声音哽住了，“那只小狗不见了。那晚简妮醒来，发现小狗死在她的床上，可能是被邓波尔掐死的。”
“你说简妮后来住在西海岸?”我问。
“蕾切尔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知道他迟早会要了她的命，后来有一回他差点就成功了。你知道，我有个弟弟住在西雅图，名叫卢瑟。”
“那位少将。”我说。
他依然直视着前方。“我想你们都调查得很清楚了，这都是邓波尔的功劳。事情接着大概会写成书或拍成电影。”他轻轻敲击着栏杆。
“简妮搬去和你弟弟和弟媳一起住?”
“我们则在奥尔巴尼看管着邓波尔。相信我，要是我能够把他送走而留着简妮，我一定会这么做。她真是个贴心可爱的孩子，心地又善良。”泪水沿着他的脸颊滚落，“她会弹钢琴、吹萨克斯，卢瑟把她当亲生女儿那样疼爱。他只有儿子。比起从前，这时的情况算是好多了。蕾切尔和我每年会去西雅图几次。告诉你，我已经够难受的了，可蕾切尔的心几乎碎了。后来我们犯了一个大错。”
他停顿半晌，直到能够再度开口，又连着清了几下喉咙。“某年夏天简妮坚持要回家一趟，我想大概是她快满二十五岁的时候。她希望和大家一起过生日，于是她、卢瑟和他的妻子莎拉从西雅图飞到奥尔巴尼。邓波尔好像无所谓一样，我还记得……”他轻咳一声，“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我以为大概没事了，也许他已经克服了心魔。生日聚会上简妮玩得非常开心，带了我们那只老猎犬龅牙去散步。她想拍照，于是我们替她拍了几张，就在那片胡桃林里。然后我们都回到屋子里，只有她和邓波尔留在外面。到了晚餐时间，他回到屋内，我问他：‘你妹妹呢?’他回答说：‘她说她想去骑马。’我们等了又等，她一直没有回来。于是卢瑟和我出去找她。我们发现她的马还拴在马厩里，而她躺在那里，全身是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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