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用双手抹着脸。我无法形容内心的难过，为他和他的女儿简妮。我不敢告诉他这个故事有个悲惨的结局。
“医生认为她是被马踢伤的，”他费劲地继续说，“可我很怀疑。我以为卢瑟会杀了那孩子。你也知道，他的荣誉勋章可不是因胆怯得来的。等到简妮终于出院的时候，卢瑟就把她带回家了，但她始终没有好过来。”
“高特先生，”我说，“你知道你女儿现在在哪里吗?”
“四五年前卢瑟去世以后她就搬出去自己住了，只在生日、圣诞节或想到的时候会和我们联系。”
“今年圣诞节你有她的消息吗?”我问。
“不是圣诞节当天，大约是之前一两天。”他努力回想，脸上浮现出怪异的表情。
“当时她在哪里?”
“她在纽约打的电话。”
“你知道她都在那里做些什么吗，高特先生?”
“我一直不知道她在做什么。坦白告诉你，大概是到处晃荡，需要钱的时候才打电话回来。”他凝视着站在树桩上的一只白鹭。
“她从纽约打回来的那次，”我追问，“向你要钱了吗?”
“你介意我抽烟吗?”
“请便。”
他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包美丽特牌香烟，在风中费劲地想点燃一根。他转来转去，最后我伸手兜住他的手并稳住火柴——他在颤抖。
“钱的事很重要，”我说，“她向你要了多少钱?你给了吗?”
他略为犹豫。“你知道，这些都是蕾切尔在处理。”
“你妻子把钱汇给她了吗?还是寄了支票?”
“我想你不太了解我女儿。她从来不让人家寄支票给她，蕾切尔都是用固定账号汇钱给她。你知道，简妮经常得看医生以免病情发作，因为她的脑部受过伤。”
“钱汇到了哪里?”我问。
“通过西联国际汇款公司汇过去的，蕾切尔可以告诉你是哪一家分公司。”
“你儿子呢?你还与他联系吗?”
他脸色大变。“没有。”
“他没有想要回来?”
“没有。”
“这里呢?他知道你在这里吗?”
“和邓波尔接触的唯一理由是想拿把双管霰弹枪射他，”他下巴肌肉紧绷，“我不管他是不是我儿子。”
“你知道他在使用你的AT&T信用卡吗?”
高特直直地站着，将烟灰弹向风中。“不可能。”
“是你太太付的账单吗?”
“是啊，那些事都是她在处理。”
“原来如此。”我说。
他把烟蒂往泥地里一扔，一只螃蟹追着烟蒂跑去。
他说：“简妮死了，对吧?你是法医，你正是为这件事而来。”
“是的，高特先生，我很遗憾。”
“你告诉我你是谁的时候我就有预感了。邓波尔涉嫌在中央公园杀害的那个女子就是我女儿。”
“所以我才来找你，”我说，“我需要你帮忙才能证明她是你女儿。”
他正面凝视着我，我感受到了那种解脱了的疲惫。他挺直身子，我感到了他的傲气。“女士，我不希望她葬在某个不知名的贫民墓地，我要她回家来陪着我和蕾切尔，她总算能够和我们住在一起了，因为他再也无法伤害她了。”
我们沿着码头走去。
“我保证一定办得到，”我说，风抚平野草，吹乱了我们的头发，“只要你把你的血液样本给我。”
18
在我们进屋之前，高特先生提醒我他的妻子不太善于交际。他极力委婉地解释说，蕾切尔·高特始终无法正视子女命运坎坷的事实。
“倒不是说她会发脾气，”我们登上门廊阶梯时他柔声解释，“她只是无法接受，你知道我的意思。”
“那么你最好在外面看照片。”我说。
“简妮的?”他又是一脸倦容。
“她的，还有一些鞋印的。”
“鞋印?”他粗糙的手指滑过头发。
“你记得她有一双军用丛林靴吗?”我接着问。
“不记得。”他缓缓摇头，“不过卢瑟有很多这类物品。”
“你知道卢瑟穿几号鞋吗?”
“他的脚比我的小一点，我想他大概穿七号半或八号的鞋。”
“他有没有送过靴子给邓波尔?”
“呃，”他脱口而出，“卢瑟会送靴子给邓波尔只有一种情形，就是穿着靴子踢他的屁股。”
“那双靴子可能是简妮的。”
“哦，当然，她和卢瑟的鞋子尺寸也许差不多。她个子很高，几乎和邓波尔一样高，我一直怀疑这是造成他乖戾行为的部分原因。”
高特先生可能会站在狂风中谈上整天，他不希望我打开公文包，因为他知道里面是什么。
“我们不是非这么做不可。你不需要看任何东西，”我说，“我们也可以采用DNA检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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