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对你来说都一样，”他眼神炯炯地走向大门，“我想还是告诉蕾切尔好了。”
高特家的门厅粉刷成白色，镶着浅灰色的线框。一盏旧黄铜吊灯从高高的天花板垂挂而下，雅致的螺旋梯通向二楼。客厅里装饰着英国古董、东方地毯和房主的祖先们气势摄人的油画肖像。蕾切尔·高特端坐在沙发上，腿上搁着针线。从宽敞的拱形门望过去，可以看见餐厅里的椅子上罩着针绣制品。
“蕾切尔，”高特先生像个摘下帽子的害羞大学生站在她面前，“我们有客人。”
她捻着针缝进缝出。“哦，真好。”她微笑着放下针线。
蕾切尔·高特年轻时一定是个美人，皮肤白晳，眼睛是淡色的。我很惊讶邓波尔和简妮遗传了他们母亲和叔叔的外貌。但我决定不去猜测，而把问题留给门德尔的显性遗传理论或基因统计学。
高特先生在沙发上坐下，招呼我坐高背椅。
“外面的天气如何?”高特太太露出酷似儿子的浅浅微笑，用慵懒的南方口音说，“我不确定虾还有没有。”她直视着我，“你知道，我还不清楚你的名字。好了，佩顿，别无礼了，快把你这位新朋友介绍给我认识啊。”
“蕾切尔，”高特先生再度尝试，他将双手搁在膝盖上，垂着头说，“她是一名法医，从弗吉尼亚来。”
“哦?”她那双纤巧的手拧着腿上的缝布。
“我想你可以称呼她为验尸官。”他凝视着妻子，“亲爱的，简妮死了。”
高特太太敏捷地重新拿起针线。“你知道吗，我们屋外有一株木兰花，活了将近一百年，直到春天才遭雷击而死掉。你能想象吗，”她继续缝着，“我们这里真的有暴风雨，你们那边情况如何?”
“我住在里士满。”我回答。
“哦，对了，”她手中的针穿梭得飞快，“我们没有在战争中被烧死，真的很幸运。我打赌你一定也有个打过仗的曾祖父。”
“我祖先是意大利人，”我说，“我家在迈阿密。”
“这里突然热了起来。”
高特先生无奈地坐着，目光低垂。
“高特太太，”我说，“我在纽约看到简妮了。”
“是吗?”她似乎真的很喜悦，“快把经过告诉我。”她的双手有如跳跃的小鸟。
“我看见她的时候，她非常瘦，还剪短了头发。”
“她从来就不满意自己的头发，她蓄短发的样子看起来就像邓波尔。他们是双胞胎，以前大家经常把他们搞混，以为她是男孩，所以她一向留长发。听你说她剪短了头发，我好惊讶。”
“最近你和你儿子联系过吗?”我问。
“他不常打电话回来，那个坏孩子，其实他可以打给我们。”
“圣诞节的前几周简妮曾经打电话回来过。”我说。
她没回应，继续缝着。
“她有没有提到她见到了哥哥的事?”
她不发一语。
“我会这么想，是因为他当时也在纽约。”
“当然，我告诉他应该照顾他妹妹，并且祝她圣诞快乐。”高特太太说话时她丈夫蹙起眉头。
“你寄钱给她了吗?”我追问。
她抬头看着我。“我觉得你有点干涉个人隐私了。”
“是的，女士，恐怕我非这么做不可。”
她编织着亮蓝色的纱线。
“医生都是挖人隐私的，”我试图用别的方式切入，“我们的工作避免不了这些。”
她大笑几声。“说的也是，大概就因为这样我才讨厌看医生吧。他们以为喝镁乳可以治百病，就像喝白油漆一样。佩顿?你可以帮我拿杯水，顺便加点冰块吗?还有，看看我们的客人想喝什么。”
“不用了。”我轻声告诉他。他不情愿地站起来离开房间。
“你给女儿寄钱真的太周到了，”我说，“请告诉我，你是用什么方式寄的?毕竟纽约是个繁忙的大都市。”
“和以往一样，通过西联国际汇款公司汇过去的。”
“汇到哪里?”
“纽约，简妮在那里。”
“纽约哪里，高特太太?还有，你以前也汇过吗?”
“纽约一家药房，因为她经常得去拿药。”
“以防病情发作。去拿她的苯妥英药剂。”
“简妮说那个地区不是太好，”她又缝了几针，“叫休斯敦区，不是得州那个休斯敦。”
“休斯敦区哪里?”我问。
“怎么?我不懂你的意思。”她有些激动。
“街名。我需要地址。”
“到底是为什么?”
“因为你女儿遇害之前可能到过那里。”
她缝得更快了，嘴唇抿成一条细线。
“请你告诉我，高特太太。”
“她经常乘巴士，她说在车上可以看见美国像一部电影那样从眼前流过。”
“我知道你一定不希望有其他人遇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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