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紧闭着眼睛。
“求求你。”
“现在我让自己躺下。”
“什么?”我说。
“蕾切尔,”高特先生回到客厅,“家里没有冰块。我不知道怎么回事。”
“躺下沉睡。”她说。
我愕然望着她丈夫。
“‘现在我让自己躺下沉睡,祈求主看管我的灵魂。’”他看着她说,“孩子们还小的时候,我们每晚都和他们一起念这段祷告词。你在想这个,对吗,亲爱的?”
“这是简妮在西联国际汇款公司的身份验证语。”她说。
“她没有身份证明,是吗?”我说,“所以她领钱的时候必须先回答一个预设的问题。”
“哦,没错。我们一向都用这个当密语,用了很多年。”
“那么邓波尔呢?”
“也是这个。”
高特先生揉着脸。“蕾切尔,你没给他钱吧?请别告诉我……”
“那是我的钱。我和你一样,也从父母那里继承了一些钱。”她继续缝缀,把那块帆布翻来翻去。
“高特太太,”我说,“邓波尔知不知道你通过西联国际汇款公司汇钱给简妮?”
“他当然知道。他是哥哥,他说他会替她去领,因为她身体不舒服。自从她摔下马后,她的头脑就不像她哥哥那么灵光了。我也会寄一点钱给他。”
“你多久寄一次钱过去?”我又问。
她把缝线打了个结,然后四下张望,好像丢了什么似的。
“高特太太,除非你回答我的问题或者把我赶出去,我会一直赖在你家。”
“卢瑟死后就再也没人照顾简妮了,她又不想住在这里,”她说,“无论哪个家简妮都不想待。所以,她不管到哪里,都会让我知道,我也只能尽量帮她。”
“你从来没告诉过我。”她的丈夫深受打击。
“她到纽约多久了?”我问。
“十二月一日去的。我定期寄钱给她,一次只寄一点,五十一百的。上周六我也寄了一次,所以我才知道她平安无事。她通过了密语问答,她一定站在那里排队领钱了。”
我在想不知邓波尔窃占他可怜妹妹的钱多久了,真是卑鄙至极。
“她不喜欢费城,”高特太太的语速加快了,“到纽约之前她就待在那里。一个充满兄弟之爱的城市,对吧。有人偷走了她的小提琴,就那么从她手里抢走的。”
“她的锡哨子?”我问。
“她的萨克斯管。你知道,我父亲拉小提琴。”
高特先生和我同时望着她。
“也许被拿走的是她的萨克斯管。上帝啊,我不知道这些日子以来她都在什么地方。亲爱的,你还记得她回来过生日,在外面的胡桃林里和我们的狗一起拍照吗?”她的手静止下来。
“那是在奥尔巴尼,不是在这里。”
她合上眼皮。“那时她才二十五岁,还没被人吻过。”她大笑,“我还记得她在钢琴前面边弹边唱《生日快乐》,然后邓波尔带她去了谷仓。无论到哪里她都跟着他。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不过邓波尔有时很迷人。”
一滴泪水从她的睫毛之间挤落。
“她出去骑那匹该死的马普里斯,一直没有回来。”泪水不断涌出,“哦,佩顿,从此我就再也没见过我的小女儿了。”
他声音颤抖:“邓波尔杀害了她。蕾切尔,不能让这种事再发生了。”
我开车回到希尔顿海岬,搭晚间班机到夏洛特,然后从那里飞回里士满,又去取了车。我没有回家,一股紧迫感在驱使着我。我无法联系上在匡提科的韦斯利,而露西又一直没回我电话。
大约九点钟,我驾车经过漆黑的炮兵靶场和兵营,两旁的行道树挥洒着黑影。我既惶乱又疲惫,寻找着路标和交叉路口,突然蓝色车灯闪过我的后车窗玻璃。我试图看清楚是什么在我车后,但很难分辨,只知道那不是巡逻车,因为警车的车头有辅助灯光。
我继续开车,想起了我处理过的许多案子中,女人单独开着车,以为来者是警察而停下来。我不知多少次警告过露西看见没有警徽的车子时无论如何不能停车,尤其是在夜晚。那辆车一路紧跟不舍,但我一直开到学院的警卫亭才减速。
那辆没有警徽的车子停在我的车尾处,一个身穿制服、手持枪械的宪兵瞬间来到我的车窗外,我的心脏几乎停止了跳动。
“立刻下车,举起双手!”他命令道。
我僵直地坐着。
他退后一步,我看见警卫不知向他说了些什么。接着警卫走出哨亭,那个宪兵则敲了敲我的车窗。我摇下窗玻璃,宪兵放下枪,但依然紧盯着我。他看起来不超过十九岁。
“你必须下车,女士。”宪兵有点恼羞成怒。
“只要你把武器收起来我就下车,”我说,这时学院警卫往后退,“我在前座中间的置物盒里放了把手枪。我先告诉你,免得你吃惊。”
“你是缉毒小组的吗?”他扫视着我的奔驰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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