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腮帮上有灰色的胡茬。血液冲上我的头顶,我知道他即将演出一场男性沙文秀,因为学院的警卫只会旁观。
我下了车,蓝色灯光扑上我的脸。
“我像是缉毒小组的人?”我瞪着他。
“是的。”
“不是。”
“你是调查局探员?”
“不是。”
他显得更加困窘了。“那你到底是什么身份,女士?”
“我是法庭病理医生。”我说。
“你的主管是谁?”
“我没有主管。”
“女士,你一定有主管。”
“弗吉尼亚州州长就是我的主管。”
“我必须看看你的驾照。”他说。
“除非你先告诉我我犯了什么法。”
“你在限速三十五英里的地方开到了四十五英里,而且你企图逃脱。”
“谁遇见宪兵时会把车开向警卫亭企图逃脱?”
“我必须看你的驾照。”
“我想问你,士兵,”我说,“你又凭什么认为我没有减速停车呢?这条路根本暗得看不清楚。”
“我真的不知道,女士。”
“没有警徽的车子很少造成交通阻塞,倒是躁郁症患者常找人麻烦。”
闪亮的蓝光在他可怜兮兮的年轻脸庞上跳动,也许他连什么是躁郁症都不知道。
“即使我得一辈子耗在这里为这个错误同你争执不休,我还是不会屈服,你懂吗?”我说。
这时一辆车由学院方向飞驰而来,停在警卫亭对面。
“你一路追赶我,”我激愤不已地说,同时听见了车门关闭的声响,“你掏出一把该死的九毫米口径手枪指着我,难道海军陆战队里没人教你什么叫非必要的武力吗?”
“凯?”本顿·韦斯利出现在不平静的夜色中。
这时我明白过来警卫一定给他打了电话,但我不明白此刻他为何会在这里。他总不会从家里赶了过来。他住的地方几乎快到弗雷德里克斯堡了。
“晚上好。”他绷着脸对宪兵说。
他们走到一旁,我听不见他们说了些什么,只见那个宪兵回到了他那辆没有警徽标记的雪佛兰里。蓝灯熄灭,车开走了。
“谢谢。”韦斯利对警卫说,然后转向我,“走吧,跟我来。”
他没有把车开进我平时的停车位,却开到杰斐逊大楼后面的预留空地,那里只停着辆大货车,我认出是马里诺的。我下了车。
“怎么回事?”我呼出的气息凝结成雾。
“马里诺在小组里面。”韦斯利穿着深色运动衫和宽松的长裤,我感觉不对劲。
“露西呢?”我焦急地问。
他没有回答,只是把安保门卡插入槽中,开启了一道后门。
“我们得谈谈。”他说。
“不,”我知道他的意思,“我很担心。”
“凯,我不是你的仇人。”
“有时候你很像。”
我们没乘电梯,匆匆上楼。
“我很抱歉,”他说,“我爱你,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明白,”我颤抖着,“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一直在等谁来告诉我,可我不想让事情变成这样,本顿。我要回到从前,永远不变。”
他沉默良久。
“露西在犯罪人工智能网络里找到了线索,我们已经部署好人质救援小组。”
“那么她还在这里。”我松了口气。
“她在纽约。我们也得赶过去。”他看着手表。
“我不明白。”我说。我们的脚步声在楼梯上响起。
我们快步通过一条长廊,人质救援谈判专家们除了出国说服恐怖分子离开强占的大楼或者制伏劫机犯以外,大部分时间都待在这里的办公室里。
“我不明白她为什么在纽约,”我不安地说,“为什么她必须去那里?”
我们进了他的办公室,看见马里诺蹲在一个大手提袋旁边。拉链拉开了,地毯上放着一组剃须用具和三个他那把西格索尔枪用的弹匣。他不知正在找什么,抬头看了看我。
他对韦斯利说:“你相信吗,我竟然忘了带剃须刀。”
“纽约有。”韦斯利撇着嘴说。
“我去了南卡罗莱纳,”我说,“和高特家的人谈过了。”
马里诺停止翻找东西,抬头望着我,韦斯利则坐在他的办公桌前。
“希望他们不知道他们的儿子住在什么地方。”他的话有些奇怪。
“我想他们应该不知道。”我好奇地看着他。
“也许这不重要。”他揉揉眼睛,“我只是不希望有人向他泄密。”
“露西设法把他拖在犯罪人工智能网络的线路上,已经査出电话来源了,是吗?”我推测道。
马里诺站起身,找了把椅子坐下。他说:“那个杂种的窝就在中央公园里面。”
“哪里?”我问。
“达柯塔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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