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说低飞是什么意思?没见过纽约的建筑物有多高吗?”
我退到我的椅子和舱门之间，拍拍马里诺的膝盖。
我们距离曼哈顿四十海里，依稀可见帝国大厦顶部的一丝微光。月亮盈满。从拉瓜迪亚机场起降的飞机像飘浮的星球般飞进飞出，巨大的白色蒸气柱从船只的烟囱升起。透过脚下似乎淹及颈部的云朵，我看见了十二车道的新泽西高速公路上的车流，灯光熠熠有如珠宝，仿佛俄国设计大师法贝热巧手打造了这整个城市和其中的桥梁。
我们飞到自由女神像身后，然后经过艾利斯岛，当年我祖父母在一个酷寒的冬日初抵美国时，就挤在这个岛上的移民检疫所内。他们离开了意大利的维罗纳，因为我祖父身为一名铁路工人的第四个儿子，在那里毫无前途可言。
我的祖先是十九世纪初从奥地利和瑞士迁到意大利的勤奋、热情的移民，这是我金色头发和蓝色眼睛的由来。尽管我母亲坚称拿破仑一世将维罗纳让予奥地利时，我们的祖先保持了纯正的血统，我却另有看法。我怀疑我身上某些条顿族的特征是源自基因这一点。
当梅西百货、广告招牌和麦当劳的金色拱门出现时，纽约市逐渐变得鲜明起来，停车场、街道旁高高积着雪堆，从空中望去都显得脏乱。我们在西十三街绕着VIP直升机机场飞行，舱内灯光开启，直升机轻拂过哈德逊湾的森黑水面。一道强风迎面而来，我们摇晃着降落在空地上，附近是一架耀眼得足以令所有飞机失色的西科斯基S-76直升机。
“小心机尾的旋翼。”飞行员说。
我们进入一栋勉强算暖和的小建筑物，一个长相聪慧、眼神疲惫的五十多岁黑发女人上前来打招呼。她穿着厚羊毛外套、宽松长裤、系带长靴，戴着皮手套，自称是纽约市交通警察局的指挥官弗朗西斯·佩恩。
“非常感谢你们赶过来。”她边说边和每个人握手，“方便的话，车子就在外面等着。”
“我们准备好了。”韦斯利说。
她领我们走入冷涩的空气中。外面有两辆警用巡逻车在等候，里面各有两名警察，引擎早已启动。一瞬间，气氛略显尴尬，我们敞着车门，决定如何分配车辆。结果依照老规矩，按照性别，我和佩恩指挥官同乘一辆。我开始问她关于司法管辖权的问题，因为像这种牵涉层面极广的案子，必然有许多人自认为有权插一脚。
“交通警察局对这件事有兴趣，是因为我们认为受害者是在地铁里遇上凶手的。”这位身为全美第六大警政部门三位主管之一的指挥官解释说，“时间是昨天下午接近傍晚的时候。”
“你怎么知道?”
“说来真的很巧。我们有个便衣人员当时正在第八十一街地铁站和中央公园西侧一带巡逻，大约下午五点半时——我指的是昨天——他注意到有一对样子可疑的男女从自然历史博物馆门口出来，直接走下地铁。”
车子颠簸着驶过冰面和凹洞，震得我双腿发麻。
“那个男人点了根烟，女的则握着烟斗。”
“有意思。”我说。
“在地铁站抽烟是违规的，这是他们令那名警察印象深刻的原因之一。”
“他们被开罚单了吗?”
“男的被开了，女的没有，因为烟斗没有点燃。那个男人把驾照出示给了警察，我们认为那是伪造的。”
“你说那对男女样子很可疑，”我说，“为什么?”
“那个女人穿着男式短外套，头戴一顶亚特兰大勇士队的棒球帽，头发剃光了。事实上，那名警察并不确定她是女子，起先还以为他们是一对同性恋人。”
“描述一下那个男人。”我说。
“中等身材，瘦削，五官出奇的鲜明，一双怪异的蓝眼睛，胡萝卜色的头发。”
“我第一次见到高特时，他的头发是浅银灰色。去年十月我再见到他时，变成了亮油油的黑色。”
“昨天的确是胡萝卜色。”
“今天说不定又换了一种颜色。他的眼睛真的很怪异，目光灼灼。”
“他非常聪明。”
“很难形容他究竟是什么样的人。”
“恶由心生，斯卡佩塔医生。”她说。
“请叫我凯。”
“只要你叫我弗朗西斯。”
“这么说他们昨天下午去参观了自然历史博物馆。”我说，“展览了什么?”
“鲨鱼。”
我转头看着她，她的神情相当严肃。开车的年轻警察则默默应付着纽约繁忙的交通。
“目前是鲨鱼展。大概你能想象到，所有有史以来存在过的鲨鱼都在展出。”她说。
我沉默不语。
“幸好我们对发生在这个女人身上的事能够掌握一二。”佩恩指挥官继续说，“高特——既然我们相信这是他犯下的案子，就暂且这么称呼他——和那女人离开地铁后，将她带往中央公园一个叫樱桃丘的区域，将她枪杀后让她赤裸的身体靠在喷泉边。”
“为什么她会在天黑以后跟他去中央公园呢?尤其天气又这么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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