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油大概需要十分钟。”他走向我们，说，“有咖啡吗?”
“这主意不错。”我说，“马里诺，要我们替你拿一杯吗?”
“不用了。”
我们留下他一个人，走向夹在休息室中的一间小接待室。
“很遗憾发生这种事。”韦斯利柔声对我说。
“我们别无选择。”
“他也明白这一点。选择这时机绝不是偶然。”他将咖啡倒满两个纸杯，“这咖啡很浓。”
“越浓越好。你的样子很惨。”
“我一向都是这副德行。”
“孩子们都回来过圣诞节吗?”
“是啊，所有人都到齐了——当然，只缺我一个。”他沉默良久，“他的戏法规模扩大了。”
“如果这次又是高特干的，那么我同意这说法。”
“我知道一定是他。”韦斯利钢铁般的冷静掩饰了愠怒。他恨透了邓波尔·布鲁克斯·高特。高特的犯罪天才让他既惊叹又激愤。
咖啡不太烫，我们喝得很快。除了眼神，韦斯利没有透露出一丝我们之间的熟稔，而我早已学会解读它。他没有过多地依赖语言，我则变得精于聆听他的沉默。
“走吧。”他说着碰了一下我的手肘。我们赶上了马里诺，他正提着我们的行李向出口走去。
直升机飞行员是调查局人质救援小组的成员。这人一身黑色飞行装束，对周遭的动静保持着警觉，并且注视着我们，表示他意识到我们的存在。但他打开舱门时没有向我们挥手、微笑，而是一语不发。我们从螺旋叶片下面钻进去，我知道我将永远把它制造的噪音、风声与谋杀案联想到一起。似乎每次高特犯案，调査局的人就会在一阵狂风、闪耀的金属形成的混乱中到来，将我带走。
我们已经追缉他很多年，在此期间他造成的伤害不可估量。我们不清楚他究竟残害了多少人，但知道至少已有五名受害人，包括一名曾经为我工作的孕妇和一个名叫艾迪·希斯的十三岁男孩。我们不确定他的狡计侵害了多少人的生活，但可以肯定我是其中之一。
韦斯利坐在我背后，戴着耳机，我的椅背又太高，我怎么转头都看不到他。舱内的灯光暗了下来，直升机开始缓缓升起，横斜着航行，朝东北方前进。云朵飞跃而过，冬夜的海水如明镜般闪烁。
“她被发现时是什么状况?”马里诺的声音突然在耳机里响起。
韦斯利回答：“冻僵了。”
“这表示她可能几天前就遇害了，只是尸体还没腐烂。对吗，医生?”
“倘若她已经在室外好几天，”我说，“应该早有人发现才对。”
韦斯利说：“我们判断她是昨晚遇害的。尸体就展示在那里，倚靠着……”
“没错，那浑蛋就喜欢这么做，这是他的风格。”
“他习惯让受害者坐着，或者在他们坐着的时候痛下杀手。”韦斯利继续说，“到目前为止每个都如此。”
“就我们所知，到目前为止是这样。”我提醒他们。
“就我们所知的受害者而言。”
“没错。他让他们坐在车子里、椅子上，或者靠在垃圾箱旁。”
“伦敦的那个孩子。”
“是啊，他是个例外。”
“他似乎是直接被丢弃在铁道附近。”
“我们还不知道那案子是谁干的。”韦斯利似乎十分肯定，“我认为不是高特。”
“你为何认为他非坚持让受害者坐着不可?”我问道。
“这就是他提供给我们的‘指纹’。”马里诺说。
“轻蔑、嘲弄，”韦斯利说，“这就是他的签名。我猜还有更深层的意义。”
我也这么猜测。高特杀害的每个人都是坐着的，头部低垂，双手不是放在大腿上就是垂在两侧，如同玩偶一样。唯一的例外是一个名叫海伦的女狱警，她的遗体穿着制服，笔直地坐在椅子上，脑袋不见了。
“当然这姿势……”我开口说，但耳机里的声音和我们的谈话节奏不太能保持一致，说起话来相当费劲。
“那杂种存心要看我们的笑话。”
“我不认为这是他唯一的……”
“目前他希望我们知道他在纽约……”
“马里诺，让我把话说完。本顿，他的犯罪符号呢?”
“他有许多方式可以展示尸体，但截至目前他只选择了一种固定的方式——让受害人坐着。这是他狂想的一部分。”
“什么狂想?”
“要是我知道，凯，或许这趟行程就可以免了。”
不久，飞行员的声音传来：“航管局发布了一则SIGMET。”
“什么意思?”马里诺问。
“涡流警告。纽约风势很大，时速二十五节。阵风三十七节。”
“那我们无法降落了?”痛恨飞行的马里诺显得有点慌张。
“我们得低飞，因为强风在比较高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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