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寸土寸金，地小人多，居住一直是香港人面对的生活难题。政府虽然有提供公共房屋，让低收入家庭以低廉的租金租住，但因为供不应求，申请者可能要等上好几年才获得接纳。区辉在一九九八年收到房屋署通知，他们获分配观塘乐华村奥华楼的一个单位。这对区家来说是一场及时雨，在亚洲金融风暴影响下，区辉就职的公司大幅裁员，而区辉也是其中一人。即使他的老板介绍他到另一间公司工作，薪水却大不如前，他正为阿怡上小学的学费与杂费发愁，房屋署的来信简直是天降甘霖。公屋的租金比私人房屋的低一大半，如此一来，区家只要省吃俭用，还能够多存一点钱，以应付日后所需。
搬进乐华村两年后，周绮蓁再次怀孕，为区家多添一位成员。区辉二度当爸自然喜不自胜，而阿怡亦渐渐懂事，知道自己当了姊姊，要更努力替父母分担。由于岳父仙游前只留下一男一女两个名字，区辉不知道如何替二女儿取名，于是他向邻居一位退休老师请教。
“叫‘雅雯’如何?”老先生跟区辉在奂华楼前方空地的一张长椅上聊着，“令嫒叫‘雅怡’，我们沿用‘雅’这个字，而‘雯’就是有花纹的云彩。”
区辉循老先生指示，抬头一看，夕阳斜照下的彩霞映入眼帘。
“区雅雯……真是动听的名字啊。还好有黄老师你在，我这个老粗抓破脑袋也想不出这么漂亮的名字啦。”
因为区家变成四人家庭，奂华楼的单位就显得略微狭窄。奂华楼的单位是为了二至三人家庭设计，室内没有房间间隔，如今人数增加，区辉可以申请换屋，搬到大一点的房子。不过，房屋署回复说房屋供应紧张，无法在乐华村甚至原区找到适合四人居住的单位，如果要搬的话，只能选择大埔或元朗。区辉跟妻子商量，周绮蓁笑着说：“我们在这儿住惯了，搬到老远的话，你上班麻烦，雅怡又要转校，划不来。我们这儿再挤也不及我们当年在木屋区那么挤吧?”
周绮蓁就是如此一位乐天知命的妇女。对妻子的说法，区辉搔搔头发，找不到反驳的理由，虽然他心想孩子上中学后，还是得让她们有自己的房间，他听闻这有助小孩独立成长。
然而区辉没料到，他根本没机会看到两个孩子上中学。
二〇〇四年，区辉遇上严重工业意外身亡，终年四十岁。
经过一九九七年的金融风暴，以及二〇〇三年的疫症爆发，香港经济受到严重打击，不少企业老板为了省减营运成本，将业务外判，或以合约形式招聘员工，逃避资方应负的贵任。大企业以低价聘用小公司负责某些工作流程，而小公司亦可能从中取利，将作业再分拆外判给更小型的公司，由于这种层压式的雇佣关系，劳工的薪水被大幅削减，可是由于不景气，工人们害怕饭碗不保，只能默默承受剥削。区辉辗转在这些小型外判公司工作，跟其他工人抢夺有限的职位空缺，可幸他在货仓就职多年，考取了俗称“铲车”的叉式起重车的驾驶执照，这正是他的求职利器。除了物流业要聘用懂驾驶和操作铲车的司机，货柜码头亦有同样的需求，不过铲车司机的工作不是搬运货物，而是“拉缆”。在大型货柜码头，泊岸货轮的缆绳既粗且重，无法用人手牵拉固定在系缆墩上，必须使用铲车代劳。为了增加收入，区辉身兼两职，不但在九龙湾的货仓负责搬运货物，更在葵涌货柜码头当“拉缆员”。他想趁自己还有气力时多赚点钱，毕竟年纪愈大身体便愈不中用，他日即使想多兼几份差事也力有不逮。
二〇〇四年七月一个下着毛毛雨的黄昏，葵涌四号货柜码头的主管发现有一辆铲车不见了。他向工人们查问后，发觉失踪的不止铲车，还有一名拉缆员。在一众工人和警卫搜索下，
1位六十岁的吊机操作员说看到区辉驾着铲车经过Q31区后没回来，于是主管带人到该区寻找。他们在岸边一个系缆墩上发现异样——m缆墩左方有明显的刮痕，旁边地上有黄色的塑胶碎片。工人们一看便认得，那些碎片来自码头的铲车。
主管慌忙报警，在消防队潜水员花了半个小时搜索后，证实了工人们不安的猜想。区辉出了意外，连人带车掉进海里，身体卡在车架与起重叉之间，而车子半埋在十二公尺深的海床上。当码头工人使用吊机将沾满淤泥的铲车吊上水面时，区辉已回天乏术。
阿怡失去父亲时只有十二岁，而小雯更只有四岁。
深爱的丈夫猝逝，周绮蓁肝肠寸断，但她没有让自己陷入哀伤之中，因为她知道两个女儿以后只能依靠这位母亲。
按道理，区辉因公殉职，遗属应该可以依劳工法例获得六十个月薪金的赔偿，这样周绮蓁一家三口还可以利用这笔保险金撑几年。可是区家的噩运再度降临，仿佛区辉离世只是一连串不幸的开始。
“嫂子，我不是不想帮忙，但公司只能付这个数目。”
“牛哥，阿辉替你们宇海拼了命工作，每天天未亮便出门，晚上回来时孩子都睡了，两个女儿也没机会跟他多见几面，如今他出了事，我们孤儿寡妇无依无靠，公司却只能拿出这丁点钱?”
“唉，嫂子，公司环境也不好，搞不好明年便要结业，到时连这笔钱也付不出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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