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
一个要求
当我死后
请不要丢掉我的肉和骨头
请把它们堆起来
让它们
用气味
告诉人们
生命在地球上的价值
以及
最终
爱的价值
——卡梅拉·达斯
“我是个首陀罗种姓的穷人，我的父亲雅各迪斯凡兰·比布蒂·穆克塔南达吉生了十一个儿子，他曾加入圣雄甘地的队伍，徒步走向海边。
“我的家乡是杜尔加布尔附近一个名叫安古达的村子，杜尔加布尔位于加尔各答通往贾姆谢德布尔之间的铁路线上。安古达是个贫困的小村，外面的人对我们漠不关心。唯独有一次，萨博兰简·文卡特斯瓦拉尼的两个儿子被老虎吃掉了，布巴内什瓦尔的一家报纸派了个人来采访萨博兰简·文卡特斯瓦拉尼，问他感觉怎么样。我记得不太清楚，因为它发生在世界大战期间——这件事过去了差不多十五年以后，我才出生。
“我家并不是一直都这么穷。我的祖父S.莫克西·穆克塔南达吉借过钱给村里的一个放债人。我是父亲的第八个儿子，到我出生的时候，我们早就把祖父借出去的钱都拿了回来，还倒欠了许多。为了付清部分债务的利息，我的父亲不得不卖掉家里最肥沃的六英亩土地——也就是离村子最近的那块地。剩下的十五英亩土地零零散散分布在很远的地方，父亲把它分成了十一份，每个儿子一份，但我们的土地实在太少，每份土地种出来的东西还不够养活两头小牛。
“1971年，这样的情况好转了一点点：我的哥哥马梅德希沃参军去打仗，结果没过多久就被巴基斯坦人杀死了。家乡的兄弟们瓜分了他的土地，但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很穷。
“于是我的父亲想出了一个主意。我在杜尔加布尔的基督教农业学院读了八年的半日制课程。那所学校是由孟加拉家畜授精中心的大富翁迪比先生资助的，规模很小。我们的书不多，老师也只有两个，其中一个患有梅毒，脑子正在变得越来越不正常。
“不管怎么说，我是父亲的家族里唯一读过书的人，所以他决定让我离开家去上大学。他打算让我以后当个医生，要是能做生意就更好了，这样我就能给家里拿回去很多很多钱。而且如果我去上学，我的那份地也就可以分给别人了。显然，在我父亲看来，一位医生或者一位有钱的商人绝不会计较那么一点儿贫瘠的土地。
“对于这个主意，我自己倒是有些矛盾。我既没坐过火车，也没坐过汽车，从没走出过安古达八英里以外。我可以读一些非常简单的书，用孟加拉语写一些基本的句子，可是我不懂英语和印地语，唯一记得的梵语只有《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的几句片段。
“简而言之，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成为医生。
“父亲又从放债人那儿借了一笔钱——这次是以我的名义。我那个疯疯癫癫的老师替我给加尔各答大学写了一封推荐信，然后寄给了他的大学导师。迪比先生在皈依基督之前就曾向甘地发誓，他将为我们的村庄尽心竭力，鞠躬尽瘁，所以他也给大学写了一张字条，请求他们大发慈悲，接纳一名默默无闻的低种姓贫苦佃农的孩子进入神圣的知识殿堂。
“去年，大学有了一个名额。为了表示感谢，我把借来的大部分钱都送给了老师和迪比先生的秘书，然后离开家乡，出发前往加尔各答。那时候，我真是害怕极了!
“加尔各答带给我的种种冲击我们先略过不提，我只能说，当时的我分分秒秒都能得到新的启示。但是没过多久，我就消沉下来。我的钱勉强够付第一个学期的学费，剩下的钱根本住不起昂贵的宿舍，也不够租学校附近的学生旅舍。来到加尔各答的第一周，我一直睡在马坦公园的灌木丛下面，但雨季没完没了的雨水和警察的两顿毒打迫使我下定决心，我一定得找个地方住。
“我在学校里报的四门课程也不太如意。国家历史导论的课堂上有四百多名学生，我既买不起课本，也抢不到离讲台够近的座位。老师讲课的声音很小，而且他只说英语，所以我完全听不懂。于是我开始逃课到处去找住的地方，在那时候，我真想回到安古达的家里。就算每天只吃一顿，每顿只吃米饭和麦饼，我的钱也支撑不了几周。即使运气够好，能找到一间可以租的屋子，那我也只会更快饿死。
“就在那时候，我看到了学生论坛上一个招募室友的广告，从此以后，一切都变了。那间屋子离学校有六英里，位于一幢房子的第七层。整幢房子里住的主要是来自孟加拉国和缅甸的难民。招募室友的是个一年级的学生——他比我年长几岁，非常聪明。当时他的专业是药学，但他希望将来能成为一位伟大的作家，如果不行的话，那就当个核物理学家。他名叫桑贾伊，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他站在房间里，周围堆满了稿纸和脏衣服，就在那一刻我突然有一种感觉，我的生活将永远地发生改变。
“他希望租出去半个房间，每个月收两百卢比。不过他肯定看到了我一脸的沮丧。当时我一共还剩下不到一百卢比，听他说完，我就知道自己白白走了两小时的路。失望之下，我问他能不能让我坐一会儿，几天前警察手持拉蒂把我打了一顿，现在我的脚疼得厉害。后来我发现，他们敲断了我的足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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