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了我的遭遇，桑贾伊充满同情。当他听到我被警察殴打，又给不起学校舍监索要的贿赂，他立即变得怒不可遏。后来我发现，桑贾伊的脾气像雨季的风暴一样狂野。前一分钟他可能像雕像一样沉稳冷静，但下一分钟也许他就会被社会的不公激怒，一拳砸向沤烂的墙板，或者猛踢蜷缩在楼梯下面的缅甸小孩。
“桑贾伊还加入了毛派学生联盟(MSC)和印度共产党(CPI)。虽然这两个派别互相蔑视，经常对骂，但他似乎不以为意。尽管他的父母每个月都寄钱给他，但桑贾伊还是说他们是一对‘腐败的资本主义寄生虫’，因为他们在孟买拥有一家小型制药公司。起初父母把他送到国外读书，但他固执地跑了回来，‘重新近距离接触祖国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最终他忤逆父母的心愿，也不肯去孟买或德里的老牌名校，而是选择了粗俗平民化的加尔各答大学来完成学业。
“我们交换了彼此的人生故事以后，桑贾伊立即把租金要求降低到了每月五个卢比，还主动要借两个月的生活费给我。我必须承认，当时我高兴极了。
“接下来的几周里，桑贾伊教了我不少大城市的生存技巧。每天早上太阳升起之前，都会有贱民卡车司机开车将动物尸体运去炼油厂，我们可以搭他们的车去市中心。桑贾伊告诉我，在加尔各答这样的大城市里，种姓的界限一钱不值，革命很快就要爆发，到那时候，种姓制度顷刻间就会灰飞烟灭。我同意他的观点，但从小接受的教育根深蒂固，公车上坐在陌生人身旁的时候，或是从街头小贩手里接过炸甜面团的时候，我依然忍不住会想他属于哪个种姓。总而言之，桑贾伊教会了我怎样蹭免费的火车，去哪儿找欠我朋友人情的街边理发师刮胡子，如何趁着幕间休息的时候挤进连放三小时电影的夜场剧院。
“那段时间我逃掉了学校里所有的课，但我的分数从四个F上升到了三个B和一个A。桑贾伊也教会了我怎么从高年级学生手里买旧论文和考卷。为了买这些东西，我又被迫跟这位室友借了三百卢比，但他毫不在意。
“起初桑贾伊带我去过毛派联盟和印共的集会，但没完没了的政治演说和漫无目标的内讧让我昏昏欲睡，没过多久他就不再要求我陪他去了。有时候我们也会去拉克希米酒店的夜店看姑娘穿着内衣跳舞，比起政治集会来，这样的活动显然更吸引我，可惜次数太少。对我这样虔诚的印度教徒来说，看艳舞简直就不可想象，但是我得承认，我确实看得非常激动。桑贾伊说这是‘布尔乔亚式的堕落’，不过他又自圆其说地解释道，见证这种病态的腐败是我们的职责，革命的目标就是扫除它们。总而言之，我们一共见证了五次腐败，每次桑贾伊都会慷慨地借我五十卢比。
“在同一间屋子里住了三个月以后，桑贾伊向我透露了他跟本地黑帮和骷髅外道的关系。我早就怀疑过桑贾伊跟黑帮有牵扯，但我从没想过他会跟骷髅外道混在一起。
“就连我都知道，多年来这座城市的某些区域一直处于亚洲暗杀教派和黑帮的控制之下。他们会向各式各样的流亡者收取人头费和保护费，同时掌控着进出本城的毒品。要是有人胆敢挑战他们的传统和权威，这些人绝不惮于沾染鲜血。桑贾伊告诉我，有的贫民窟居民每天晚上会从破烂的单间宿舍里溜出来，去偷河里的红蓝导航信号灯，就连他们都得交一份保护费给黑帮。后来黑帮手下的一艘货船装了一船的鸦片和走私黄金准备运往新加坡，却因为河面的导航灯被偷，结果在胡格利河里搁浅了。出了这事儿以后，黑帮对贫民窟那些小偷征的保护费就翻了三倍。桑贾伊说，他们不得不拿出那艘船的大部分利润来贿赂警察和港口当局，好不容易才摆平了这事儿。
“当然，去年的这会儿，我们的国家还处于紧急状态的最后阶段。报纸必须接受审查，监狱里满是惹恼了甘地夫人的政治犯，有小道消息说，在南方，坐火车逃票的年轻男子都会被强制结扎。当时的加尔各答也一片混乱。过去十年来，不计其数的难民涌进了这座城市，有人猜测总人数高达一千万，还有人说是一千五百万。我搬去跟桑贾伊同住的时候，这座城市在四个月里换了六届政府。当然，最后印共趁乱夺取了领导权，可是就连他们也束手无策，整座城市群龙无首。
“直到今天，加尔各答的警察也无力进入这座城市的大部分区域。去年他们试图组织人手三五成群地在白天巡逻，但黑帮抓了几名巡逻队员，把他们大卸八块送了回来，然后警察局局长就再也不肯让自己的人在没有士兵护送的情况下进入这些地区了。而我们印度的军队表示，他们忙得很，没空管这事儿。
“桑贾伊承认，他通过制药业的熟人跟加尔各答的黑帮搭上了关系。而且他还说，到第一学年快要结束的时候，他已经混得相当不错了。现在他不仅负责从同学手里收保护费，还担任着黑帮与城北乞丐头目行会之间的联络人。这些活儿的报酬都不高，但却给了他可观的地位。有一回《印度时报》心血来潮，在社论里义愤填膺地抨击加尔各答猖獗的儿童绑架案，当时正是桑贾伊向行会传达了命令，于是此类案件数目锐减，《时报》将正义的目光转向了谋杀案。桑贾伊再次通知乞丐头目，风头已过，可以继续拐骗儿童、打断手脚来补充手里的敛财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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