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气热得要命。走出有空调的酒店，阿姆丽塔的相机镜头和查特吉的眼镜立即蒙上了一层雾气。外面至少有一百一十华氏度【21】，我的棉质上衣瞬间就贴在了背上。酒店对面杂乱的广场中蹲着四五十个男人，他们膝盖高耸过颊，身前的地上摆着抹灰刀、灰泥板和铅锤，看起来像是一群工人。我问克里希纳这些人为什么蹲在这儿，他耸耸肩答道：“现在是周日早晨。”似乎所有人都满足于这句神谕般的答案，我也没再追问下去。
我们沿着乔林基街行驶，在旧日的政府大楼拉吉巴哈旺门前右转，向南进入达拉姆塔拉街。吹入车窗的空气没有带来一丝凉意，反倒像滚烫的砂纸般摩擦着我们的皮肤。克里希纳打结的头发在空中舞动，就像许多条蛇织成的网子。每次遇到红灯或者交警，司机就会关掉引擎，于是我们只好沉默着汗津津地坐着，等待车再次开动。
我们向东驶入阿帕塞库拉路，然后拐进拉贾丁恩德街，这条曲折的公路旁有一条水渠如影随形，死水里的垃圾臭气熏天。赤条条的孩子在棕色的浅坑里泼水嬉戏。
“看那边。”查特吉指向我们右侧，一座高大的庙宇粉刷得艳丽夺目。“那是耆那教的神庙，很有意思。”
“耆那教的祭司绝不杀生，”阿姆丽塔说，“如果离开庙宇，他们会让仆人扫净道路，这样就不会意外地踩到虫子。”
“他们老是戴着医用口罩，”查特吉说，“以免不小心吞下任何活物。”
“他们从不洗澡，”克里希纳补充道，“因为他们尊重生活在自己身体上的细菌。”
我点点头，暗自揣测克里希纳是否也尊奉耆那教的传统。加尔各答惯常的气味中夹杂着未经处理的污水臭味，再加上克里希纳，我开始觉得有点儿受不了了。
“他们的宗教禁止食用任何活着的或者曾经活着的东西。”克里希纳快活地介绍。
“等一下，”我说，“那等于什么都不能吃。他们靠什么为生呢?”
“啊，”克里希纳笑了，“问得好!”
我们继续行驶。
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的家位于霍特普路。我们把车停在附近的一条小街上，步行穿过一道门进入更加狭窄的庭院，然后在一间小招待室里脱了鞋，最后才进入两层的小楼。
“出于对泰戈尔的尊敬，人们像供奉神庙一样供奉着这间屋子。”古普塔肃穆地说。
克里希纳踢掉脚上的凉鞋。“我们国家的所有公共遗迹到头来总会变成神庙，”他大笑起来，“在瓦拉纳西，政府修了一座亭子，在里面放了一幅巨大的印度地形图，用来向愚昧的佃农介绍我国的地理知识。现在那地方已经成了神庙，我见过有人在外面顶礼膜拜。它甚至拥有了自己的节日。一幅地形图!”
“安静。”查特吉说。他领着我们走上一道阴暗的楼梯。泰戈尔住过的套间里没有家具，但墙上陈列着一排排照片，展柜里摆着各式各样的遗物，有价值连城的原始手稿，也有一罐罐大师最爱的鼻烟。
“看来这里只有我们。”阿姆丽塔说。
“哦，是的。”古普塔表示赞同。这位作家笑起来就更像啮齿动物了，“这间博物馆周日通常不开放。我们能进来是经过了专门的安排。”
“太棒了!”我其实只是在喃喃自语。突然间，墙上的喇叭里传出了泰戈尔的录音，喇叭声音很大，伴着刺耳的吱嘎声，泰戈尔读着自己的诗作节选，还唱了几段自作的歌谣。“真棒!”
“M.达斯的代表应该很快就到。”查特吉说。
“不急。”我回答。博物馆里有好几幅泰戈尔的油画。他的风格让我想起了N.C.魏斯——印象派风格的插画家。
“他得过诺贝尔奖。”查特吉说。
“是的。”
“他谱写了我们的国歌。”古普塔说。
“对，我差点儿忘了。”我回答。
“他写过很多伟大的剧作。”古普塔说。
“他建立了一所了不起的大学。”查特吉说。
“他就死在这里。”克里希纳说。
我们所有人停下脚步，望向克里希纳指的方向。除了一团团灰尘以外，那个角落空空如也。“那是1941年，”克里希纳说，“老人灯尽油枯，像没上发条的钟一样日渐虚弱。他的几位弟子闻讯而来，越来越多的人聚集到这里。很快所有房间里都挤满了人，有的客人甚至从未见过这位诗人。好几天过去了，老人一直处于弥留之中。于是狂欢开始了。有人去了美军司令部……当时已经有士兵进了城……带回了一台放映机和几卷胶片。他们开始放《劳雷尔和哈迪》，还有米老鼠的卡通片。昏迷的老人躺在角落里，几乎被人彻底遗忘。他一次次从死亡般的沉睡中苏醒过来，就像鱼儿浮上水面透气。想象一下，当时他有多困惑!越过朋友的背影和陌生人的脑袋，他凝视着墙上闪烁的图像。”
“泰戈尔就是用这支笔写下了那些著名的剧作。”查特吉大声介绍，试图把我们的注意力从克里希纳身上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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