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阵停顿。达格利什毫无表示，只有马斯特森不由得发出一声疲倦得无可奈何的叹息，沙沙地翻过笔记。
「现在，警司先生，我要讲的事情发生在去年春天，那时，现在这一班学生，包括法伦护士，还在读二年级。按照惯例，我给她们上了一堂有关毒药知识的课。我讲完之后，除了法伦护士之外的所有学生都收拾起书走了。法伦走到讲台前，问我有没有一种普通人买得到的毒药，能迅速而毫无痛苦地将人杀死。我想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问题，但是又找不出理由拒绝回答。我从没想过这个问题会有什么个人目的，而且无论如何，她可以从医院图书馆有关药物学或法医学的任何一本书上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
达格利什说：「你当时告诉了她什么，莫里斯先生?」
「我告诉她说尼古丁就是这样一种毒药，它可以从一家普通的玫瑰花喷雾剂店里买到。」
是真话还是撒谎?谁又能分辨得出呢?达格利什以为通常他能够判断出一个嫌疑人身是否在撒谎，但是他对这个嫌疑人没有把握。如果莫里斯坚持他说的故事，它究竟如何才能被驳斥呢?如果它是一个谎言，那么目的很清楚，就是要说明约瑟芬·法伦是自杀的。他这样做的理由明显就是要保护吉尔瑞护士长。他爱她。这个有点可笑的迂腐的男人，那个有点傻、爱卖弄风情的半老徐娘，他们两情相悦。为什么不能呢?爱情又不是年轻人或优秀人物的特权。但这种爱情一牵涉进任何调查研究便显得错综复杂，显得有点可怜、有点可悲，甚至有点可笑，现在这件案子就是这样。但它绝不是无足轻重的。他从第一桩案件的卷宗中得知，贝利警察绝没有完全相信那张贺卡的故事。在他看来，送贺卡对于一个成熟的男人来说是愚蠢、幼稚的行为，与莫里斯的个性尤为不符，所以他不相信这个说法。但是达格利什的想法不同。他只是孤独地，并非浪漫地骑车去看他的情人，将车子极不光彩地藏在南丁格尔大楼后面的树丛中，一起慢慢地走路穿过一月午夜时分的寒风，拖延着最后宝贵的几分钟。他出于笨拙却又出于奇怪的自尊，保护着他心爱的女人。最后说的这些话不管是真是假，要说出来都是最为不容易的。如果他一定要坚持这个说法，这对于那些宁愿相信法伦是死于自杀的人来说将是强有力的辩词。他会坚守这个说法的。他以一种毫不动摇的、昂扬的、视死如归的目光看着达格利什，接住了对手的目光，挑战着他的不信任。
达格利什叹息道：「好吧，我们不要在推测上浪费时间了。让我们再次来确定一下你昨晚的行程吧。」
4
布鲁姆费特护士长没有食言，当马斯特森领着伦纳德·莫里斯出来时，她已经等候在门外了。但先前表示默许的那种愉快情绪已经消失，她在达格利什对面坐下时摆出了一副要开战的架势。面对着这种老祖母式的怒目注视，他感觉到自己好像是一个刚来单人病房的低年级实习护士，有点手足无措。这种感觉极其强烈，熟悉得令人恐怖。他的思绪准确无误地追踪到了这种令人吃惊的恐怖感的源头。他读预备学校时，女校长就曾经这样对他怒目而视，使得当时只有8岁、思乡心切的他感到同样的手足无措、同样的害怕。有那么一秒钟，他不得不强撑才能面对她的盯视。
这是他第一次有机会近距离地观察她，而且是出自她的主动。这张脸极其普通，毫无吸引力。那双精明的小眼睛从镶着钢框的眼镜后面直瞪过来，愤怒地注视着他的眼睛。她的鼻子布满斑点，眼镜架半嵌入鼻子上方多肉的凹处。铁灰色头发剪得短短的，形成肋条状的波纹，与她那呈袋状鼓起的两颊以及下颏的刚硬线条非常相配。那顶雅致的、起褶的帽子戴在梅维斯·吉尔瑞的头上就像一个精美的、带着绢丝花边的蛋白酥皮筒，即便是希尔达·罗尔芙戴着也能使她那男女不分的相貌优点尽显出来。现在它低低地压在布鲁姆费特的眉毛上，就像一块镶有花边的馅饼，周围裹着一圈特别让人倒胃口的面包皮。如果取走那顶象征权威的帽子，换上一顶平凡的毡帽，再在她的制服上罩上一件不成形的浅褐色外衣，你就能看到一个中年的郊区主妇，手提一个走了形的袋子，在超市里大摇大摆地穿行，精打细算地盘算着这个星期的购物账。然而眼前坐着的显然是约翰·卡朋达医院有史以来最好的病房护士长，更令人吃惊的是，她还是玛丽·泰勒选定的密友。
没等他开口提问，她就说道：「法伦护士是自杀的。她先杀死了佩尔斯，然后杀死了她自己。我碰巧知道是法伦杀死了佩尔斯。所以，为什么你不停止对总护士长的骚扰，让医院的工作走上正轨呢?你现在无法帮助她们中任何一个，她们都死了。」
她说话时使用的那种具有权威感的、使人窘迫的腔调，使得这番陈述具有一种命令的力量。达格利什的回答尖锐得不近情理。去他的!他可不会任人恐吓：「如果你那么肯定，就必须拿出些证据来。你所知道的任何事都应该讲出来。我是来调查谋杀案的，护士长，不是来调查偷便盆这样的小事的。你有责任不得扣留任何证据。」
她笑了，那是一种尖厉的嘲笑，就像一头动物在咳嗽：「证据!你不会把它叫作证据的。但是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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