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安迪·惠普尔刚刚开始自己的刑事审判之路。他制订了详细周密的计划来误导和对付证券交易委员会、联邦调查局的证券欺诈小组和美国检察署，但是他没有料到格洛斯特警察局和弗吉尼亚州警察局的介入。对于警察局而言，谋杀罪的指控远远优先于金融诈欺罪。
在弗吉尼亚州，雇凶杀人是死罪。连续杀人也是死罪，州法令规定在三年内杀害两人即为连续杀人。在集体犯罪的过程中杀人还是死罪。安迪·惠普尔雇的那两个马其顿人杀害了赫伯特·思里夫特和艾莉森·桑普森，同时他们还合谋绑架了我的孩子来威胁我。因此，至少有三种办法能判惠普尔死刑。
检察官询问我是否认为他要争取判被告死刑。但是，我一心只想着报复他、折磨他。就算他死了，我的妻子和赫伯·思里夫特也不会活过来。就算他死了，萨姆和爱玛所受到的精神伤害也不会消失。
最后，惠普尔被判了无期徒刑，他永远都无法再呼吸到自由的空气了。单凭凯伦和马克的证词，他就一辈子都翻不了身。虽然劳威夫妻俩在检方起诉惠普尔时提供了合作，但是他们仍然被判了数十年的监禁。唯一令我不舍的是他们的孩子，好在珍妮姨妈同意收养他们了。
同时，我终于向杰布·拜尔斯解释了斯卡夫朗一案，他表示很同情。他将那次判决定为无效，然后重新批准了斯卡夫朗的逮捕令。我们一致认为，我应该休息一段时间，等准备好以后再恢复审理案件。
尼尔·吉思不肯轻易让步。不过，他已经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结果：布雷克·富兰克林遵守承诺，退出了竞选。对此，我深感内疚。可是善良的布雷克却向我保证他早就受够了，说我其实是帮了他一把。
“帕尔格拉夫诉阿波提根案”的风波也悄悄地平息了。罗兰德·希曼斯彻底失败了，他不想再浪费大家的时间，于是便撤销了上诉。我得知消息以后，便马上通知了史蒂夫·波利蒂，然后又等了一个小时才通知了法院职员。我们做过约定，我必须言而有信。实际上，所有这些事情都只是发生在我生活的边缘。而我生活的中心是萨姆和爱玛，他们比以往更加重要，这两个孩子正是最需要我的时候，如今他们的一双父母只剩下一个人了。
那个周五的晚上，我们三个在他们的外婆家共睡了一张床，之后的两晚也是如此。他们才刚刚开始哀悼妈妈，这份悲伤的怀念也许会伴随他们一生，而我一定要成为照亮他们的灯塔、支撑他们的力量。要是我做不到，艾莉森肯定会想办法从天堂跑下来踹我屁股的。
那个周末，我没有回“河畔农场”。我怀疑自己恐怕永远都不会回去了。周日，珍妮和吉娜鼓起勇气回到那里把一些珍贵的东西拿了出来，那些东西都是与艾莉森息息相关的。我打算将家里剩下的东西都捐出去，然后另找一栋房子重新开始生活。就在距离吉娜、珍妮和孩子们的表哥表姐近的地方安家。
反正，绝对不再找那种与世隔绝的道路尽头了。我知道艾莉森不会喜欢的。大多数时候，我仍处在震惊的状态中不可自拔，我依然想理清已经发生的事情，在脑海中无数次地回放艾莉森最后的举动——英勇、无私，却又傻得不顾一切。
在最初的几天，我始终无法理解她的行为。显然，如果她不加以阻止的话，马其顿人肯定就逃跑了。可是她为何不小心一些?她为何如此不珍惜自己的生命?后来，在周一早上8: 43，艾莉森的手机响了。我一直把它带在身边，自欺欺人地告诉自己这是很实际的做法，大家有必要知道她已经去世了。我知道，即便是业余的心理医生也能看出来，我这样做的原因绝不仅止于此。
不过，当手机响起，上面显示了一个我不认识而且也不在通讯录中的号码时，我还是接起了电话，简单地应道：“喂?”
“呃，喂，”一个女人的声音传来，她显然以为接电话的也应该是一个女人，“我是劳丽·里克霍姆。请问艾莉森在吗?”
“我是她的丈夫斯科特，”我说，“艾莉森上周五去世了。”
电话那头一片寂静，然后她说：“听到这个消息，我真的很难过。不知我能否问一下，发生了什么事?”
我尽量简短地解释了一下。劳丽·里克霍姆静静地听着，没有打断我。最后我说：“很抱歉，我肯定是听过您的名字，但是最近发生了太多的事情，我一时记不清楚了。”
“我是艾莉森的肿瘤医师。”
“噢，对。”我说。
医师停顿了一下，说：“这是您的私事，我不该过问，如果您觉得不便回答就不用回答。但我必须要问问：她有没有把我们周五的谈话告诉您?”
“没有。”
她又沉默了一会儿，最后说：“我知道艾莉森想独自一人与癌症搏斗，但是现在已经没有必要瞒着您了。周五早上，我和艾莉森通过电话。我告诉她，她的血检结果显示，肝酶水平过高，同时CAT扫描结果也表明，她的肝脏变大了。癌细胞已经从她的胸部扩散到肝脏了。”
“噢。”我说。
“原本，我们打算今天早上定下她的治疗方案，因为她说需要一个周末的时间来考虑一下。我可以把我告诉她的话也告诉您。原发性肝癌，也就是肿瘤最初在肝脏处发现的癌症，的确很严重，但是可以治愈。可是继发性肝癌，也就是从别处扩散至肝脏处的癌症，是不可治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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