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抱歉，打扰了，”他说，“我只是想告诉您，今天早上有一个《纽约时报》的记者打来电话。我跟他说了，我们无可奉告，但他还是希望跟您通话，并且保证绝不录音。我回答他不行，但我觉得您至少应该知道有这么回事。”
先是《华尔街日报》，接着又是《纽约时报》。这个斯卡夫朗竟然如此神通广大?
“好，”我说，“谢谢你。”
“此外，我还接到了一通电话，对方是一个名叫史蒂夫·波利蒂的记者，自称为一个叫‘理性投机’的网站写报道。那是一个发布投资信息的博客，由这个叫波利蒂的家伙自己运营。博客的名字不叫‘理性投资’，而叫‘理性投机’……我登录那个博客看了一下，内容嘛……依我判断，全是些传闻和影射，就像一份给金融投资者看的八卦杂志一样。他声称这个博客每月有超过两百万的独立访问量[6]。”
他为什么也关心斯卡夫朗案?
“好吧。我们当然还是无可奉告。”我说。
“当然。”
有好一会儿工夫，我都伸长脖子盯着杰里米桌子上的监控画面显示器看。我们的法院大楼早在大萧条[7]时期就建起来了，虽然外表看上去颇为老旧，但很多人都不知道，其实大楼里处处都隐藏着监控摄像头。法官内庭外的走廊上，有两三个角落是装了摄像头的。这么做主要是为了当有人进来时，我们能先从监控画面上看到来者何人。负责给我担任法官助理的琼·史密斯不喜欢在桌子上放个监控画面显示器，于是这玩意儿便被摆到杰里米的办公室了。
此刻，跟大多数时候一样，走廊里空空如也。但我仍然盯着显示器屏幕看，只觉得自己脑中也一片空白。
我喃喃地对杰里米道了谢，然后端着咖啡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试图像以前一样正常工作：再看一遍将要开庭的案子，并且反复思考该如何给出公正的判决。
可是，这天上午，我根本没法集中注意力。我频频望向窗外，诺福克市区林立的大楼使天空的边缘变成了锯齿状，每当我沉思时，总是会盯着这片天空发呆。但此时此刻，我心里想的全是孩子们。
我把糟糕的念头全都赶走，努力去想一些快乐的事情。我想起，在过去的一年多里，萨姆和爱玛每天早上起床的情景。萨姆总是要起得早一些，但没有妹妹做伴，他从不单独下楼。起床后，他就一直在自己的房间里玩，等着爱玛叫他。
一旦听到爱玛的声音，萨米[8]就会跑进爱玛的房间。他总是轻轻地抱着她——他们以前一直睡在同一张婴儿床上，已经习惯了这种亲密的相处模式——直到她宣布自己要起床下楼了。虽然萨姆只比爱玛高两英寸[9]、沉十英磅[10]，但是他每天早上都背着妹妹下楼，来到起居室。
这个场面实在是太可爱了，我和艾莉森对此的喜爱之情自然不必言说。有的时候，我们会在床上多躺一会儿，悄悄地倾听他们的欢声笑语;还有的时候，我们会蹑手蹑脚地起床，站在卧室的门后，偷偷地看着他们嬉戏玩闹。
我默默地沉浸在这份美好的回忆中，突然，我感到手机振动了。我拿出手机，屏幕上来电显示的名字是：艾莉森。
“喂。”我接起了电话。
“贾斯蒂娜有一顶假发。”她说。
“什么?”
“我说，贾斯蒂娜有一顶金色假发。”她又说了一遍，并且重重地强调了最后四个字，仿佛这四个字就能说明一切，“我在她住的小屋里发现的。就在她的衣柜里。”
“对不起，我没明白。贾斯蒂娜的衣柜里有一顶假发，那怎么了?”
“她为什么会有一顶金色假发?”
虽然我特别小心不去关注贾斯蒂娜的外表，但我也知道她的头发是深褐色的。假如你是一个中年男人，家里有个女大学生寄宿，那么为了婚姻考虑，你对她的关注自然越少越好。
“我不知道。”我坦诚地说，“等等，你该不会以为——”
“以为她戴着这顶假发扮成我去接孩子?没错，我就是这么想的。”
我考虑了一下这样做究竟有没有可能骗过别人。的确，不看脸，单看脖子以下，贾斯蒂娜跟我的妻子是有一些相似之处的。她们俩个子差不多高，体形都比较瘦。虽然贾斯蒂娜的家乡在亚欧大陆的交界处，但是她的长相更像欧洲人，而非亚洲人。在假发、帽子和墨镜的伪装下，帕姆女士会把贾斯蒂娜当作艾莉森吗?从在教学楼门口接孩子，到打开本田车的车门，这短短的几十秒钟时间里，贾斯蒂娜是否有可能真的被当成艾莉森?
“不过，她为什么要假扮成你?”我问，“她也在许可接送的名单上呀。她去接孩子的次数比你我加起来都多。”
“对，但是她知道学校有接孩子的记录，如果记录簿上留下了她的名字，我们一定会盘问她的。”
“好吧，还有最后一个问题……为什么贾斯蒂娜要帮一个素未谋面的毒贩?”
“这我们就无从得知了。其实，除了她帮忙照顾孩子的时候，其他时间我们根本不知道她都做些什么或者见过什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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