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脑海中迅速闪过数个念头，思考的齿轮开始飞快旋转，我不得不强迫自己沉下心来，开始读这篇文章。我很快就看明白了，当事双方争执的焦点是下一代他汀[1]类药品，如今约有两千五百万美国人正在服用这种胆固醇药物，随着婴儿潮[2]出生的一代人年纪渐长，未来服用此类药品的人数会大大增加。他汀类药品可以抑制身体产生低密度脂蛋白，也就是所谓的有害胆固醇，同时还可以适当促进身体产生高密度脂蛋白，即有益胆固醇。
他汀类药品的发展前景与PCSK9[3]抑制剂息息相关。科学家指出，有一些先天胆固醇过高的人，尽管身体状况良好，但是在三四十岁时就会出现第一次心脏病发作，那是因为他们体内有大量的PCSK9蛋白质。
另一方面，有少数人的PCSK9基因天生就有功能缺陷或严重障碍，因此他们只有极少的PCSK9，或者根本就没有。这类人群体内的低密度脂蛋白水平极低，就算他们吸烟、有糖尿病或身材肥胖，也很少会患上心脏病。
科学证明，如果能找到消除或减少PCSK9的方法，那么就能大幅降低体内的低密度脂蛋白水平，从而减少乃至消除患上心脏病的风险。毕竟，心脏病在美国是死亡人数最多的疾病，堪称“头号杀手”。
这一发现在制药行业中掀起了一阵激烈的竞争狂潮。为了研发PCSK9抑制剂，各大制药公司不惜一掷千金，招揽顶尖人才，采购最新设备，满心期待自家的研究团队能第一个喊出：“成功!”
阿波提根制药公司声称已经率先研发成功，并为该药品的商标注册为“普瑞瓦利亚”。现在，普瑞瓦利亚已经进入临床试验的最后阶段了。不出意外，几个月后，食品及药品管理局[4]就会批准它的生产发行。
《华尔街日报》称普瑞瓦利亚是“下一个立普妥[5]，在2011年专利保护失效前，立普妥是史上最畅销的处方药，达到了1250亿美元的销售额”。跟立普妥一样，普瑞瓦利亚的目标也是成为数千万美国人长期使用的药品，到时候服用者在有生之年内每天都会吃这种药。只要拿到专利权，制药公司就能确保在此后的二十年间合法垄断这种药品的生产和销售，从中牟利数十亿。
“随着上一代他汀类药品失去专利保护，他汀药品市场变得死气沉沉，非专利他汀药品的生产正在走向低成本、低利润的低迷时期。”《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可是，有了普瑞瓦利亚，阿波提根制药公司仅凭一枚小小的药片就有可能重振他汀药品市场，并且独霸该市场十年乃至更久。”
阿波提根制药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巴纳比·罗伯茨认为，这个设想一定会成真。他在接受采访时告诉《华尔街日报》：“这起诉讼毫无法律依据，我们将会动用一切法律资源来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原告方只不过是个想象力丰富的淘金者，妄图借机牟利。我们绝不会让一个人无聊的白日梦阻碍这项造福人类的产品走向市场。”
文章快结尾的时候，才写到了我，提及我曾为布雷克·富兰克林议员工作，当然也提到了“那起事件”。文中还说，在我担任法官的四年中，还从未遇到过如此引人注目的大案子。
“斯科特·桑普森是一位杰出的法官，他已经用事实证明了自己的不偏不倚、公正无私。”文中引用布雷克的话说，“我坚信本案的判决将会是公正、公平的。”
我记起前一天自己和布雷克的谈话。当他问我手头是不是有一个“药品案”时，我以为他指的是斯卡夫朗的那个违禁药品案。原来，他说的是阿波提根制药公司的案子。他以为我是因为这个案子才心神不定的。
毫无疑问，他这么想，是完全有道理的。如果我听从凯伦的建议，按部就班地研究一下备审案件表，找找哪个案子的诉讼双方有必要冒着敲诈勒索法官的风险来争取胜利，那么这桩案子无疑会轻轻松松脱颖而出，成为最有可能的选项。
看完《华尔街日报》的文章后，我又点进了“理性投机”网站，昨天正是这家网站的记者打来了电话。听杰里米的意思，这家网站专写一些不入流的八卦报道。结果，我发现情况比设想的要复杂许多。史蒂夫·波利蒂发表的报道是“阿波提根胜诉无望——大型专利诉讼案开庭在即，原告方诉讼请求打动法官”。
这行标题就像一记耳光打过来。什么?我被打动了?我什么时候被打动的?几分钟前，我听都没听说过原告方的诉讼请求，怎么就被打动了?
我接着向下看，文中写道，“斯科特·桑普森法官身边的知情人士”说我“准备支持帕尔格拉夫”，还说我正在对阿波提根制药公司施加压力，令他们妥协，因为“原告胜诉是必然的”。
这个所谓的“知情人士”只是波利蒂自己虚构出来的吧。
胃里传来一阵滚烫的灼烧感，我忍不住冲着电脑屏幕愤恨地咒骂起来。这下，大家都以为我的办公室里出了个什么知情人士，而且我还会把各种乱七八糟的想法都告诉他，悄悄地给他透露一些绝密的信息。如此一来，人人都会更加留心地关注我。可是，偏偏在这个时候，我已经因为斯卡夫朗的案子要接受审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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