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往下看，情况就更糟糕了。报道的结尾处有一条更新，不对，是一条“最新资讯!!!”
“自本篇报道发表之后，阿波提根制药公司的股票价格大幅下跌。今日开盘价格是92.72美元，现在已经下跌了6.44美元。诸位，跌幅达到7%啊!恭喜诸位做空[6]的高手!”
波利蒂没有费口舌解释其中的运作规律。众所周知，对于股票而言，市场预期是颇为重要的。阿波提根的股票价格跟新药普瑞瓦利亚能否成功息息相关。看了这篇报道，股票分析师难免会担忧诉讼案不容乐观的前景有可能带来不良后果。波利蒂的虚张声势、危言耸听竟然能引起现实世界里真金白银的增减，这让我感到愤慨不已。
最令我生气的是，这篇报道严重扭曲和捏造了我的形象，而我对此却毫无还手之力，只能看着这个满口谎言的博客徒生闷气。我把电脑显示器当成了波利蒂，狠狠地戳了一下开关。
有几分钟，我就这么气呼呼地坐在那儿，满肚子都是对这个记者的仇恨。然后，我长长地叹了一口气，重新把显示器打开了。冲着一个网站大发雷霆是无济于事的，眼下最重要的是拯救我的女儿。
还有一篇报道没查，说不定这一篇带来的关注度和造成的影响力更大。我返回搜索引擎，输入“斯科特·桑普森法官 纽约时报”。
《华尔街日报》关注的焦点是“帕尔格拉夫诉阿波提根案”涉及的市场问题，而《纽约时报》则从人性角度出发，将这桩诉讼案称为“当代的大卫与歌利亚[7]”。
此时，我已经完全了解这个事件中的“歌利亚”了，而这篇报道中则介绍了被比作“大卫”的丹尼·帕尔格拉夫。他是一个不受雇于任何公司的自由化学家，平日里开着一辆老旧的旅行车。他改造了这辆车，以用过的植物油当作燃料。那些植物油都是他亲自去饭店里收集的，为此，他跑遍了自己居住的宾夕法尼亚州中部小镇的大小饭店。
帕尔格拉夫是一名科学奇才，十三岁时成功申请了人生中的第一项专利，十七岁大学毕业，二十一岁就拿到了博士学位。此后，他接连在几个制药公司从事产品研发工作，但是却对于这类公司的狭隘视野深感不满。最后，他决定自己单干，于是便在家中成立了一个实验室。没有了老板的干预，他终于可以随心所欲地试验各种出人意料的革命性想法。当他觉得正在进行的实验将要有所突破时，他能不眠不休地连续工作三十个小时以上。一旦有了新的发现，他就去申请专利。然后，他再设法引起大公司的兴趣，让他们能把自己的创新成果投入生产，并投放市场。
迄今为止，他最成功的一项专利是一种酶，可用于生产低致敏性的婴儿食品。只是这笔生意在两年前就没得赚了。那家一直为这项专利掏腰包的公司已经跑去购买另一种酶了。
不过，当他正忙着寻找下一个发财机会时，却突然发现自己其实已经坐拥一棵硕大的摇钱树了。早在六年前，他就曾经折腾过PCSK9蛋白质。他推测PCSK9跟糖尿病有关，于是草草地弄了个PCSK9抑制剂出来，并且赶紧申请了专利。结果后来发现，他提出的PCSK9跟糖尿病有关的理论是完全错误的，所以他就把这事儿抛在脑后了。直到几年前，各大制药公司纷纷在PCSK9抑制剂的研发上狠下重金，相关的新闻报道也层出不穷，他才又记起了这回事儿。
他本可以站出来，当即宣布自己才是这场角逐的胜利者。但是，帕尔格拉夫知道，从市场角度来看，他的PCSK9抑制剂不够切实可行。他并不知道要如何大量生产这种抑制剂，而且，他的抑制剂不能口服，必须直接注射到血液中。不过，他有专利权，可以证明自己是第一个发明PCSK9抑制剂的人。因此，他只要耐心地等待就行了，哪个公司先将PCSK9抑制剂投入临床试验，他就起诉哪个公司。
根据专利权法，你原本打算将自己的发明用于何种用途，并不要紧。如果你发明了一种网，本来想用它抓蝴蝶，结果有人想用它来捕鱼，那么专利权依然属于你。等到阿波提根制药公司开展第三阶段的临床试验——大规模药物试验，也是取得食品及药品管理局批准许可前的最后一步——他就立马向法院提出了诉讼。
在这篇报道文章的中间，放了一张丹尼·帕尔格拉夫的照片。他戴着一副约翰·列侬[8]式的圆形眼镜，眺望着远方。灰色的长发扎成了一条马尾，胡子一直垂到胸前，圆鼓鼓的肚子向外凸着。
撰写报道的记者没有采访到帕尔格拉夫，不过，文中提到了他的律师罗兰德·希曼斯的回应。这名律师是“克兰斯顿与希曼斯”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该事务所位于切萨皮克[9]，主攻专利法领域的案件，麾下约有五十位律师。他们负责的案子多数都在弗吉尼亚州东部地区法庭审理，因为这里素来有“办案神速”的美名。专利权案是颇重时效性的，原告往往都希望能尽快得到结果。
“帕尔格拉夫先生的重大发现能帮助数以千万计的人摆脱心脏病的威胁，对此我们深感欣慰。”希曼斯说，“但是，阿波提根制药公司完全无视此药是由帕尔格拉夫先生率先发现的事实，在尚未取得专利使用权之前，他们无权擅自将此药推向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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