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也没有采访到阿波提根的首席执行官。不过，文中援引了该公司新闻发言人的话：“阿波提根制药公司强烈谴责对本公司的专利侵权指控，并将全力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坚决反对恶意诬告，绝不接受谈判协商或庭外和解。”
这篇报道到此就结束了，但我的目光还停留在最后这段话上，反复咀嚼其中的含义。
绝不接受谈判协商或庭外和解。
因此，有人便采取了绑架孩子这种极端的手段。他们心里清楚，只有这个办法才能确保自己得到想要的结果，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狂风骤雨般的现实扑面而来，我这才意识到自己的处境有多么凶险。这是一桩大案子，牵涉数十亿美元，而且还与心脏病治疗的未来息息相关。无论是从我个人的角度还是从职业的角度来看，这都是前所未有的大诉讼案。
从投机取巧的小网站到大型主流报社，大批的新闻媒体都将时刻关注着案件的进展。全美国都在看着，全世界都在盯着。这群观众，人数众多。他们都期望我做一个公平公正、不偏不倚、沉着冷静的裁决人，一个法律权威的象征，一个掌控全局的“尊敬的法官大人”。
然而，我什么都掌控不了。绑匪们已经证明了，他们才是掌控一切的人，就连我的头发往哪边梳，都由他们说了算。即便他们让我光着身子不穿衣服上法庭，我也得照办不误。我只是个木偶，被看不见的手用无形的线牵制着。而且，如果我在执行命令上出现了哪怕一丁点儿差池，付出的代价就有可能是我女儿的生命。
一时间，面对庞大的现实，我呆若木鸡、心惊胆战，只能抱着胳膊静静地坐在椅子上。我觉得双腿发软，已经站不起来了。我努力回忆多年前在瑜伽课上学过的冥想法，试图让自己镇定下来，但我只觉得恶心想吐，根本无法平稳气息。而且，我也没法把思想放空，相反，我的大脑中就像交通高峰期的十字路口一样拥堵不堪，无数的念头都争着抢着要冲出来。
假如我再想一想爱玛，想到不管我在经历着什么，她遭的罪都要比我多出十倍，那么我就恐怕要晕过去了。于是，我拼命集中注意力去想艾莉森。我想起她砍柴的样子，每一次挥臂都是一次情感的宣泄。我想起她今天早上有多么坚强，想起她为我们家付出的努力，想起她绝不屈服的模样。她跟我一样心存疑惧，但仍然强撑着挺起腰板、面对生活。
我的目光看向桌上的另一个相框。艾莉森的所有照片里，我最喜欢这一张了。虽然是在婚礼那天拍摄的，但却不是传统的新娘捧花照。照片中的她坐在镜子前梳妆，镜头冲着她的背影。可能有人叫了她的名字或跟她打了招呼，她正应声回头。相机抓拍到了她回眸时的侧脸，而另一半脸则映在镜子中。两张侧颜虽然角度略有不同，但是都写满了希望与乐观。在她即将结婚的日子，在新生活的第一天，她对无尽美好的未来满怀憧憬。
照片中的女人能战胜一切困难。那么，她选择的男人当然也不能示弱。
我勉强抬起胳膊伸向鼠标，关闭了浏览器，然后转向案件管理系统。我想看看，除了两大报纸和一个不负责任的小网站提供的报道之外，“帕尔格拉夫诉阿波提根案”还有没有什么别的信息。
根据时间表，下周一要召开一次审前会议[10]。这是个好消息，意味着本案的进展比我设想的要快。
虽然在审前会议召开之前，还有一些庭前步骤要进行，但那些都在我的职责范围之外，所以这个案子才没有进入我的视线。首先，帕尔格拉夫要提交诉状。然后阿波提根要做出回应。接下来，双方代表律师便参加当事方会议[11]，在会上开始讨论双方的争论点(通常是所有方面)和赞同点(一般根本就没有)。同时，他们还会讨论证据开示的问题，这决定了双方将向对方开示哪些证据，如向法庭提交的纸质文件或电子文档以及出庭做证的证人等。
接下来，法院就会召开审前会议，在会上对审判日程进行安排。通常，这些细节工作都由杰里米·弗里兰和珍·安·斯坦福来负责。一般来说，就算是“办案神速”，大型专利案的审理前后也得花上一年时间。
一想到将有那么长时间见不到爱玛，我就感到心痛如绞。
我浏览着诉状和答辩状，只觉得胳膊越来越沉，就像灌了铅一样。我已经明白案子要向什么方向发展了。这一类专利案的审判结果常常取决于马克曼听证会[12]。
“马克曼听证会”这一术语源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最高法院的一个重要判例，即“马克曼诉威斯幽仪器公司案[13]”。当时，最高法院面临着如下的争论：专利的保护范围究竟是法律问题还是事实问题?二者之间有着重要的区别，因为在司法体系里，陪审团判断事实问题(如被告人是否杀人)，而法官判断法律问题(如杀人是否违法)。
在马克曼一案中，最高法院裁定，专利权在本质上是由法律规定的，保障了专利发明者在一定时期内独享产品专利的权利。因此，法官必须对单项专利的保护范围做出释义，决定何者包括在该专利的保护范围之内，而何者则已经超出到该专利的保护范围之外。同时，当事各方均需就如何解读特定的声明内容说服法官，其实也就是引导法官顺着他们自己的思路进行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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