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是无法伪装的，对吗?如果她知道自己的女儿安然无恙，能够按时吃饭并远离花生和坏蛋的匕首，那么她也不会出现这种反应了。
我正沉浸在这种想法中，突然被告辩护律师的一声大喝将我带回了法庭。
“反对!”他喊道，“这与本案无关!”
哈波德反驳道：“这能显示出被告人危险的行为模式。”
“这是极为不公平的，尊敬的法官大人。这已经远远超出了假释撤销听证会的范围，完全是一种无理的指控。我现在立即就能提出至少三个判例来说明：班尼特案、布朗案及美国诉费勒案。”
我被逮了个措手不及，完全不知该说什么。我扫了一眼庭审记录员，希望她能明白我走神了，可以将引起这番争执的证词给我重新念一遍。但是，她也一脸期待地看着我，等着我开口。
因为这时候的确该轮到法官说话了。
我能感到自己的耳朵变得滚烫。法庭职员伸长脖子望着我，法院警务人员紧张地调整了一下站立的重心。
结果，是哈波德先打破了沉默。
“法官大人，您根本就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对不对?”他说。
他愤慨地将双手挥向空中。没有哪个检察官胆敢在法官面前做出这样的举动，但经过斯卡夫朗案的风波以后，哈波德显然觉得自己有权蔑视我的法庭了。姑且不论他这种想法是否正确，我必须掌控局面，挽回我仅剩的尊严。
“哈波德先生，你的行为很不礼貌，”我努力用笃定的口吻说道，“你必须要给予本法庭足够的尊重。听明白了吗?”
他一脸讥讽的看着我，但嘴上却说：“是，尊敬的法官大人。”
“好。”我说，“反对有效，现在继续。”
哈波德不以为然地撇了撇嘴。虽然他控制住了自己，没再出现什么激烈的言行，但他肯定已经开始盘算着该如何像杰布·拜尔斯打小报告了。桑普森法官的行为严重失职，有辱弗吉尼亚州东部地区法庭……
他并不知道，我对自己的恼火程度远胜于他对我的不满。无论这场听证会于我而言是多么平淡枯燥，这都是与被告人生密切相关的大事。不管他是不是重罪犯，我都应该认真对待。况且我已经宣誓，要忠实地代表联邦司法体系履行职责。
我刚上任时，一名新同事就曾经告诉我：身为法官，一刻都不能松懈。一旦在法官席上落座，我的一言一行就变得至关重要。
直到我正式宣布将罪有应得的被告人押回监狱时，我依然为自己的表现感到非常难堪和恼怒。我回到内庭，一把扯下了法官袍，然后倒在了椅子上。
办公桌一角堆了一摞新的文件，史密斯夫人总是会把需要我过目的东西放在桌角。这摞文件的最上面放着一个稍稍鼓起的联邦快递包裹，信封的一侧上印着“机密”的字样。
我皱着眉头把它拿了过来，这时，我看到了发件人的姓名。
雷肖恩·斯卡夫朗。
信封上还有发件人的地址和电话号码，但无疑都是假的。我可以肯定，不管是试图追查包裹的来源还是想提取上面的指纹或获得其他有用的信息，都是不可能的。事实已经证明，绑匪们在这方面非常小心谨慎。
如今，惊慌失措于我而言已是家常便饭，我努力地平复着情绪，拆开了信封。瞬间，我感到自己的胃重重地坠了下去。
在信封底部有一个透明的三明治包装袋，像包一截午餐吃的小胡萝卜一样，包着一根人的手指。
第51章
那不是爱玛的手指。它显然是属于一个成年人的，而且很可能是一名男性。
这多少给了我一丝安慰。我趁人不注意，赶紧将这根手指深埋在法院大楼外的垃圾卡车底部。整个下午，我都心神不宁，深陷在无边的恐惧之中。我能想出上千个版本来解释这截手指是如何从一个人身上被砍下来，然后被包进塑料袋，最后被塞进快递里的，只是所有的版本都非常恐怖。
下班到家后，我不停地抱怨这一天过得多么糟糕。我用所能想到的一切借口——头痛、肚子痛、浑身痛——来躲避与艾莉森的交谈。我绝不能告诉艾莉森发生了什么，她的身体已经很虚弱了，我不能再给她添加更大的压力了。
只有睡眠才能令我脱离残酷的现实、徜徉在理想的世界。这天夜里，我在床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眠，心里不禁非常愤慨。生活上，我尽量把一切事情都做好、做对，我努力工作、遵守交通规则，我忠于妻子、热爱孩子。我到底做错了什么，竟招来这样一份装着手指头的快递?
漫漫长夜终于结束了，我松了一口气，赶紧爬起来去给萨姆准备早饭，好让艾莉森多睡一会儿。
等我收拾好厨房，萨姆便提议去树林里探险。我十分赞同。自从周一他大哭一场以后，我便格外留意他的情绪，尽管他并不明说或表现出来，但爱玛的不在，依然让他非常伤心。如果我们能让他忙着做别的，少去想爱玛，那么情况会稍微好一些。
走出家门，迎接我们的是一个非常清爽的早晨。草地上沾满了银色的露珠，姗姗来迟的秋日终于渐渐踏上了弗吉尼亚州的这片土地。这是今年第一抹秋天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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